不容错失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务。实际上,工业化仍然在我们国家内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还是制造业,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就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机遇,可以使我们更快地引进新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加速我们的发展。
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秘书长郭万达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建设“世界工厂”具有“二元性”,即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和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这样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世界工厂”有机地并存。因此,中国既要大力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要抓住国际上IT制造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机遇之五 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磨合期”
加入WTO,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创造了机遇。“走出去”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现在的国际形势看,“走出去”战略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走出去,会开辟发展的新天地。
张伯里说,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就可以在另一个市场获得发展的机遇。首先,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其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好地运用比较优势和禀赋资源。因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在更广阔的领域运用、交换比较优势的过程,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经济资源的过程。再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多地实现价值、积累财富。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而引致的生产率的提高、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意味着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价值竞争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值。
王文元认为,有一个思想观念要转变,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把我们有优势的东西打出去上,这才是开拓,才能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他说,对于一般产品,也就是那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全方位地面向世界。而高科技产品则要承认现实,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
机遇之六 解决体制和结构深层次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突破期”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与一个比较完善的、更加成熟和定型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尚有很大距离。差距就是潜力。只要在改革上不断突破,就会形成利用机遇、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我们不仅要解决尚未解决的体制和结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还要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
他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主要有: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已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要素市场“双轨制”严重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收入分配上有些关键问题刚刚开始“破题”以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等。
第二类问题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中国加入WTO,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要求。
第三类问题是改革主体本身的制约问题。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改革主体的利益关系调整问题。当改革深化到一个新阶段之时,前一阶段改革形成的利益格局就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二是改革方略的调整问题。改革初期主要是单项改革和局部试验,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撞击反射”的方式,带有较强的非规范性和“试错”性。进入全面制度创新阶段,则需要有更为自觉的理性思考和更加系统的政策设计。
国外的一些专家甚至认为未来的一个时期,对中国是一个“革命性”的时期。日本爱知大学教授服部健治今年10月初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进入“第三次变革时期”。前两次变革是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和1992年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正在加快步伐的“第三次变革时期”。在“第三次变革”过程中,中国政府重视实现经济发生质的变化,并利用加入世贸组织来推动国内的各项改革,以提高综合国力,这一时期面临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性问题,是促进变革的重要时期。
机遇之七 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成长期”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是发现机遇、利用机遇,促进发展的主体。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
但是,王文元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国的教育发展不上去,这么多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13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两个方面都存在,关键是我们怎样做。如果着眼于人才向世界市场输出,中国的人力资源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将面临着大好时机。他说,这种人才输出,可以是高技术人才,也可以是一般人才,只要我们的人才训练有素,就可以到世界市场上竞争。
抓住人才向世界市场输出的机遇,前提是必须要下大力气发展教育。他认为,我们对教育的投资的确是不够的,从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来看,我们不但没有发达国家多,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投入也是不够的。通过发展教育,我们可以培养大量的专家学者,可以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更可以培养众多拥有专门生产技术的劳动者,这样就可以大大推动我国劳动者总体素质的提高。
机遇之八 不同文明的融合给弘扬中华文化带来的“拓展期”
阮宗泽说,"9·11"事件促使更多的人思考和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和共处,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应当成为相互联系、合作和发展的纽带,而不应成为冲突点。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500多个民族及多种宗教。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发展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文明的兴衰和不同文明之间也曾引发过不少冲突和动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林利民认为,文化冲突正在逐步取代意识形态冲突。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冲突起了很大作用。今天的文化冲突主要是西方要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全世界扩散,广义地讲,价值观、民主制度都是一种文化。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保留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因此冲突在所难免。
然而,阮宗泽注意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不同文明将迎来新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陈德照分析,21世纪,不是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代替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这个趋势中,渊源深厚的中华文化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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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目加潦右
《不容错失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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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秘书长郭万达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建设“世界工厂”具有“二元性”,即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和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这样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世界工厂”有机地并存。因此,中国既要大力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要抓住国际上IT制造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机遇之五 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磨合期”
加入WTO,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创造了机遇。“走出去”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现在的国际形势看,“走出去”战略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走出去,会开辟发展的新天地。
张伯里说,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就可以在另一个市场获得发展的机遇。首先,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其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好地运用比较优势和禀赋资源。因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在更广阔的领域运用、交换比较优势的过程,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经济资源的过程。再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多地实现价值、积累财富。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而引致的生产率的提高、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意味着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价值竞争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值。
王文元认为,有一个思想观念要转变,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把我们有优势的东西打出去上,这才是开拓,才能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他说,对于一般产品,也就是那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全方位地面向世界。而高科技产品则要承认现实,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
机遇之六 解决体制和结构深层次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突破期”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与一个比较完善的、更加成熟和定型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尚有很大距离。差距就是潜力。只要在改革上不断突破,就会形成利用机遇、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我们不仅要解决尚未解决的体制和结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还要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
他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主要有: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已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要素市场“双轨制”严重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收入分配上有些关键问题刚刚开始“破题”以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等。
第二类问题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中国加入WTO,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要求。
第三类问题是改革主体本身的制约问题。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改革主体的利益关系调整问题。当改革深化到一个新阶段之时,前一阶段改革形成的利益格局就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二是改革方略的调整问题。改革初期主要是单项改革和局部试验,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撞击反射”的方式,带有较强的非规范性和“试错”性。进入全面制度创新阶段,则需要有更为自觉的理性思考和更加系统的政策设计。
国外的一些专家甚至认为未来的一个时期,对中国是一个“革命性”的时期。日本爱知大学教授服部健治今年10月初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进入“第三次变革时期”。前两次变革是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和1992年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正在加快步伐的“第三次变革时期”。在“第三次变革”过程中,中国政府重视实现经济发生质的变化,并利用加入世贸组织来推动国内的各项改革,以提高综合国力,这一时期面临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性问题,是促进变革的重要时期。
机遇之七 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成长期”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是发现机遇、利用机遇,促进发展的主体。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
但是,王文元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国的教育发展不上去,这么多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13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两个方面都存在,关键是我们怎样做。如果着眼于人才向世界市场输出,中国的人力资源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将面临着大好时机。他说,这种人才输出,可以是高技术人才,也可以是一般人才,只要我们的人才训练有素,就可以到世界市场上竞争。
抓住人才向世界市场输出的机遇,前提是必须要下大力气发展教育。他认为,我们对教育的投资的确是不够的,从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来看,我们不但没有发达国家多,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投入也是不够的。通过发展教育,我们可以培养大量的专家学者,可以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更可以培养众多拥有专门生产技术的劳动者,这样就可以大大推动我国劳动者总体素质的提高。
机遇之八 不同文明的融合给弘扬中华文化带来的“拓展期”
阮宗泽说,"9·11"事件促使更多的人思考和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和共处,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应当成为相互联系、合作和发展的纽带,而不应成为冲突点。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500多个民族及多种宗教。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发展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文明的兴衰和不同文明之间也曾引发过不少冲突和动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林利民认为,文化冲突正在逐步取代意识形态冲突。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冲突起了很大作用。今天的文化冲突主要是西方要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全世界扩散,广义地讲,价值观、民主制度都是一种文化。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保留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因此冲突在所难免。
然而,阮宗泽注意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不同文明将迎来新的
融合机遇。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成了现在和以后的紧迫问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陈德照分析,21世纪,不是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代替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这个趋势中,渊源深厚的中华文化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目加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