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共产党中央在《关于大力开展养猪业的通知》中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常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 
军队的整顿也是全面整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整顿，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人的支持，并迅速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扭转了社会生活和经济工作的混乱局面，使1975年的形势明显地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4504亿元，比上年增加了 480亿元，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全面整顿收到了巨大成效。 
三 
全面整顿工作，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已经开始取得成效的整顿工作停顿下来，已经好转的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已经纠正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做法又被恢复，全国再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四人帮”的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困难局面。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始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一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在党的十五大上被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写进党的章程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其新就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境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笔者认为，这些思想在全面整顿时已初显端倪。 
在思想战线上，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是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相分离、相对立的。正如毛泽东思想是在同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产生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在同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形成的，追根溯源，就是自全面整顿与“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而开始的。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证明并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彻底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极大地破坏了党和全国人民主要任务的实现，给党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全面整顿虽然没有也不能明确从根本上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的确是针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后果，力图恢复党的八大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一次伟大努力。同时，邓小平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得出结论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在各个领域里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他说：“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的工作、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一重要思想在拨乱反正中进一步概括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上述分析证明：“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注：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第37页。）这个新的指导思想就是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中重新恢复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党的理论、路线，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 
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上，全面整顿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初步批判。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在分析了工农业生产的严重形势后，他说：“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号召“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在7月4日《加强党的领导， 整顿党的作风》讲稿中，根据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思想，邓小平指出虽然国际国内都有许多事情要做，但“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页。）。 这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忽视经济建设错误思想的批判，是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恢复，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全面整顿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是对“左”的错误的一次纠正，因而是一场伟大的改革。小平同志后来在1984年还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四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在当时顽固的“左”倾势力的包围中，邓小平还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主张。《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邓小平主张“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搞点高、精、尖的

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页。）这里， 他分析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此，谷牧同志回忆后评价道：“这一重要意见，在今天看来当然顺理成章，不言而喻，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是难以提出的。”（注：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4～5页。） 
总之，全面整顿时期形成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虽然邓小平在意识形态方面形式上遵从当时的毛泽东主义正统观念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愿望，但是他直率的宣布，一切政策的正确性主要根据经济标准来检验，或者说，看‘它们是阻碍还是解放生产力’。”（注：［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471页。 ）这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先声，是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思想的最早阐述。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邓小平还多次谈到“大局问题”。他于1975年3月5日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页。）7月4日的讲话中谈到：“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些谈话实际上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虽然当前国际上斗争尖锐复杂，任务繁重，但首要的是把我们国内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就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可以认为是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最早的科学判断。&

《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