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辩证法
改变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因为，在“一国两制”的“两制”这一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大陆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一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这一“制”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虽然也会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它毕竟是处于非主导地位，因而不能决定“一国”的性质。这种主次关系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人口方面来讲，港澳台地区的人口只有大陆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点；从面积方面来讲，港澳台地区更是无法与大陆相比；从政治方面来讲，实行“一国两制”后，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存，但它毕竟只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地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主权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等等。所有这些，便决定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与港澳台的资本主义这一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主次关系。
客观情况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所说：“‘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7] 没有这个前提不行。没有这个前提资本主义就可能会吃掉社会主义。有了这个很大的主体，有了这个前提，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资本主义这一“制”，就“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
四、“一国两制”构想的“变”与“不变”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辩证法(第2页)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政策“变”与“不变”问题的论述。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中国在解决港澳台问题之后，即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及台湾回归祖国之后，仍将继续保持港澳台地区现行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就港澳地区而言，这已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认。但是。当时在港澳台的一些人士中，对“一国两制”构想还有各种疑虑，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一国两制”政策变不变的担心。为此，邓小平在一些谈话中曾多次阐明了“一国两制”政策“变”与“不变”的问题，以消除人们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疑虑和担心。
首先，我们降0年不变，是有客观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中国的实际”和“发展的需要”。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十年内，即到20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30年到5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同样地，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所以我们讲“50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8]
其次，我们讲50年不变，包括两个方面不变。邓小平认为，在如何认识“不变”的问题上，必须克服片面性。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是带有片面性。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50年繁荣和稳定，50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所以，邓小平又明确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9] 所以，我们讲50年不变，也要讲两个方面不变。两个方面有任何一个方面变了，“一国两制”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再次，“不变”只是相对的，“变”才是绝对的。邓小平认为，对“一国两制”政策的变与不变，必须辩证地来看。一方面，“一国两制”变不变，核心是这个政策对不对。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10] 港澳问题的圆满解决，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政策50年内不会变，“50年之后还会不变”。另一方面，“不变”又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即使是正确的东西也还是要变的。不变又怎么发展、怎么前进呢？所以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一国两制”本身“就是大变”。因此“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思想方法问题。”应当相信，今后“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11] 再者说，“一国两制”政策50年不变也好，100年不变也罢总是有个限度的，因而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变。如果说是绝对的，永远不变，
参考文献：
[1]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90、305、83、192页。
[2]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9页。
[3] 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3页。
[4]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18页。
[5]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86页。
[6]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22页。
[7] 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3页。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辩证法(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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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情况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所说：“‘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7] 没有这个前提不行。没有这个前提资本主义就可能会吃掉社会主义。有了这个很大的主体，有了这个前提，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资本主义这一“制”，就“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
四、“一国两制”构想的“变”与“不变”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辩证法(第2页)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政策“变”与“不变”问题的论述。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中国在解决港澳台问题之后，即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及台湾回归祖国之后，仍将继续保持港澳台地区现行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就港澳地区而言，这已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认。但是。当时在港澳台的一些人士中，对“一国两制”构想还有各种疑虑，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一国两制”政策变不变的担心。为此，邓小平在一些谈话中曾多次阐明了“一国两制”政策“变”与“不变”的问题，以消除人们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疑虑和担心。
首先，我们降0年不变，是有客观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中国的实际”和“发展的需要”。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十年内，即到20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30年到5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同样地，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所以我们讲“50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8]
其次，我们讲50年不变，包括两个方面不变。邓小平认为，在如何认识“不变”的问题上，必须克服片面性。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是带有片面性。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50年繁荣和稳定，50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所以，邓小平又明确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9] 所以，我们讲50年不变，也要讲两个方面不变。两个方面有任何一个方面变了，“一国两制”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再次，“不变”只是相对的，“变”才是绝对的。邓小平认为，对“一国两制”政策的变与不变，必须辩证地来看。一方面，“一国两制”变不变，核心是这个政策对不对。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10] 港澳问题的圆满解决，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政策50年内不会变，“50年之后还会不变”。另一方面，“不变”又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即使是正确的东西也还是要变的。不变又怎么发展、怎么前进呢？所以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一国两制”本身“就是大变”。因此“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思想方法问题。”应当相信，今后“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11] 再者说，“一国两制”政策50年不变也好，100年不变也罢总是有个限度的，因而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变。如果说是绝对的，永远不变，
那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再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须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12]所以说，“变”才是绝对的。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参考文献：
[1]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90、305、83、192页。
[2]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9页。
[3] 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3页。
[4]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18页。
[5]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86页。
[6]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22页。
[7] 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3页。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辩证法(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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