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人才资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了发展的关键问题，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为断深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资源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战略资源，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人才工作，作为邓小平理论主要创立者的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人才价值和作用、人才培养和使用、人才管理和政策等方面均有精辟论断。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之后，在新解放区建设方面邓小平同志就深感人才特别是财经人才太少，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予以解决，并提请中央注意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只要有机会就会强调人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由此形成有特色的人才思想，他的人才思想直到今天仍闪耀着先进睿智的光芒，仍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实践。
首先，“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其人才思想活的灵魂。人才是先进生产力的载体，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物质力量，而人才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需要千里马，更需要伯乐。邓小平同志就经常强调发现、提拔人才的重要性，1980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将中国科技水平与人才数量同先进国家作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并批评各级党委及一些老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人才。”① 同时指出老同志的第一位任务就是发现、提拔年轻干部，只有把这件事办好，才能向马克思交账。此后，他又将能否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作为领导者成熟的标志之一，要求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1984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能不能发现现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② 发现提拔人才可以说得上是其人才思想的基石，而他对发现提拔什么样的人才及如何使用人才的论述，则又充分体现了不唯年龄、不唯身份、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③ 主张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方面，一定要打破落后的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在那个刚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日子里，他就敢干大胆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的优越性，认为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是落后的，因此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打破老框框，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敢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破格选拔人才”④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种人才思想多数只停留在口头上、文章里，实践中却很少能够落实。好在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届领导班子很快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并于2003年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开始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该决定充分体现、继承、发展了邓小平“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不拘一格降人才”已经成为一个时代强音，并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身体力行。
其次，培养“四有”新人是其人才思想的核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培养大量人才，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文革对教育事业、国民精神、社会风气的巨大破坏，邓小平特别注意通过教育恢复良好的社会风气，要求“广大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树立一代新风。”⑤ 1980年，首次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四有”新人的目标，1982年7月起，又把“四有”界定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并且在接下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把“四有”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4条，“四有”方针被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成为人才培养的标准。“四有”方针把新时期人才的培养工作落实在对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深刻地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在“四有”中，理想、道德、纪律都是强调对人才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而文化则是对人才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人才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视，德才兼备一直是邓小平培养人才的标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不良风气和不良现象也愈来愈恶性发展，亲情淡化、无视公德、弄虚作假、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等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误导伤害青少年健康成长，而且也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容忽视的毒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国上下开始空前关注公民道德建设和人才的道德品质、人文主义素养，这也在事实上证明了邓小平提出“四有”方针的英明和远见卓识。
最后，重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其人才思想能够实现的根本保障。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要靠教育来培养，重视教育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刚一复出，就向中央主动请缨负责整顿科教工作，使科教事业在经历文革的严重创伤之后在短期内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在重视发展教育工作中给基础教育以特别的关注，1978年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⑥ 在1985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⑦ 在这里，事实上已经把基础教育的发展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因为在他看来“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重视中小学教育”⑧ 为了鼓励广大中小学教育终身献身基础教育事业，他多次要求优先解决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他的这些深入浅出的论断，对于当前一些地区单纯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发展、而忽视基础教育质量提高的做法应该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如果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不能及时得到根本纠正，那么我们的人才培养将会走上歧途，甚至于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指导下，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不断提高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完善人才结构，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高质量和扎实的智力支持，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构成了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完整体系。随着全球范围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同经济、科技的竞争能力紧密相连，而人才正日益成为核心的竞争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二卷，第26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 《浅谈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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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其人才思想活的灵魂。人才是先进生产力的载体，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物质力量，而人才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需要千里马，更需要伯乐。邓小平同志就经常强调发现、提拔人才的重要性，1980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将中国科技水平与人才数量同先进国家作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并批评各级党委及一些老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人才。”① 同时指出老同志的第一位任务就是发现、提拔年轻干部，只有把这件事办好，才能向马克思交账。此后，他又将能否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作为领导者成熟的标志之一，要求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1984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能不能发现现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② 发现提拔人才可以说得上是其人才思想的基石，而他对发现提拔什么样的人才及如何使用人才的论述，则又充分体现了不唯年龄、不唯身份、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③ 主张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方面，一定要打破落后的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在那个刚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日子里，他就敢干大胆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的优越性，认为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是落后的，因此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打破老框框，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敢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破格选拔人才”④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种人才思想多数只停留在口头上、文章里，实践中却很少能够落实。好在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届领导班子很快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并于2003年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开始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该决定充分体现、继承、发展了邓小平“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不拘一格降人才”已经成为一个时代强音，并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身体力行。
其次，培养“四有”新人是其人才思想的核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培养大量人才，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文革对教育事业、国民精神、社会风气的巨大破坏，邓小平特别注意通过教育恢复良好的社会风气，要求“广大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树立一代新风。”⑤ 1980年，首次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四有”新人的目标，1982年7月起，又把“四有”界定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并且在接下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把“四有”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4条，“四有”方针被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成为人才培养的标准。“四有”方针把新时期人才的培养工作落实在对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深刻地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在“四有”中，理想、道德、纪律都是强调对人才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而文化则是对人才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人才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视，德才兼备一直是邓小平培养人才的标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不良风气和不良现象也愈来愈恶性发展，亲情淡化、无视公德、弄虚作假、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等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误导伤害青少年健康成长，而且也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容忽视的毒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国上下开始空前关注公民道德建设和人才的道德品质、人文主义素养，这也在事实上证明了邓小平提出“四有”方针的英明和远见卓识。
最后，重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其人才思想能够实现的根本保障。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要靠教育来培养，重视教育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刚一复出，就向中央主动请缨负责整顿科教工作，使科教事业在经历文革的严重创伤之后在短期内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在重视发展教育工作中给基础教育以特别的关注，1978年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⑥ 在1985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⑦ 在这里，事实上已经把基础教育的发展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因为在他看来“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重视中小学教育”⑧ 为了鼓励广大中小学教育终身献身基础教育事业，他多次要求优先解决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他的这些深入浅出的论断，对于当前一些地区单纯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发展、而忽视基础教育质量提高的做法应该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如果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不能及时得到根本纠正，那么我们的人才培养将会走上歧途，甚至于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指导下，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不断提高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完善人才结构，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高质量和扎实的智力支持，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构成了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完整体系。随着全球范围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同经济、科技的竞争能力紧密相连，而人才正日益成为核心的竞争
力。人才资源的开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谁占据了这个制高点，谁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在邓小平人才思想理论的指引下，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保障，也是应对国际人才竞争、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二卷，第26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 《浅谈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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