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

地富裕起来，难道穷就是社会主义吗？”接着，邓小平又尖锐地质问说：“农民收入增加是不是资本主义？靠自己的劳动成果增加了收入，这是什么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84页。）显然， 这是对“四人帮”鼓吹和推行的假社会主义的极其有力的拨乱反正。 
2.指出技术、科学、管理本身并没有阶级性；指出市场经济也只是方法，而并不等于资本主义。邓小平说：“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例如，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用，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甚至在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认为具有社会制度属性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也只是一种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和方法。“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这一辨析，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的文明成果，乃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3.从指出不能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到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措施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批评那些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和分析，就把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措施也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现象，他指出：“对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十几年以后，当着有些人因为分不清改革开放措施姓“资”还是姓“社”而左顾右盼，迈不开步子的时候，邓小平又上升到明辨是非的客观标准的高度，强调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这个判断标准，彻底澄清了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抽象对立起来的迷雾，排除了一些人给发展生产力的新鲜事物乱扣资本主义帽子的现象，帮助人们掌握了明辨是非的客观尺度，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历来主张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和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他更把这看成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116页。 ）而且要搞清楚的还是如何建设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总结归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问题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谈起的，邓小平反复强调，无论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还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最根本的关键，都是要解决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然而，“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就要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优点”的同时，“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那么，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引进外资，是不是违反了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等于实行资本主义，或者会导致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断然地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一是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始终坚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外资是冲击不了这个基础的，即使像在实行“一国两制”中那样，在自己身边容许在小地区、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也只会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二是因为我们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三是因为我们有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一旦发现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时，可以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但是，在另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而且只有消除了这些消极因素和腐朽东西，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反之，要是听任其自由蔓延，就会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拿什么样的事实？一是要有务必消除这些消极因素和腐朽东西的“清醒的头脑”，二是要有消除这些坏的东西的有效手段，其中包括法律手段。邓小平指出：“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5页。）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绝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43—144页。）。我们要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教育我们的后代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要艰苦奋斗，要有爱国主义精神，绝不能做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俘虏。 
四、全面把握资本主义变与不变的方面，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形势在经历了两大阵营的形成和对立、三个世界的鼎立以后，从70年代左右开始又发展到东西南北关系凸现的新阶段。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就东西之间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来说，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国际化，使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的程度，这就迫使他们避免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更使制止世界大战具有了现实的可能。“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这一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2、页。）。而就南北之间的经济或发展问题来说， 民族独立运动在革命浪潮过后，进入从经济社会发展中争取摆脱贫困的新境界，但殖民时代形成的那种极不平等、极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又严重影响到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虽然世界仍旧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有时还有所发展，但无论如何，和平和发展正日益明显地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 
世界主题的转换，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处和斗争的形式，使它们之间

《邓小平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