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城乡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
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政策选择上，选取了从农村取得突破进而带动城市发展的路径。首先解决农村问题，在农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被人民公社体制所束缚的农村生产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打开了城乡封闭的大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邓小平对“三农”问题的“考虑”，始终贯穿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谋划之中，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个突破性的提法，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邓小平从城乡关系视角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邓小平城乡统筹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特色
邓小平城乡统筹思想是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工业化建设中正确处理工农互补；城市化建设中正确处理城乡互助；民主化建设中正确处理稳定与参与关系；缩小城乡差距在于发展农业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
第一，工业化建设中正确处理工农互补。
建国以来，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以过多地牺牲农村和农业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三农”问题凸现，城市发展缓慢。邓小平深谙中国的国情，深知“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他在1962年7月7日《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指出，“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另一个方面是工业支援农业”。邓小平认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这些思想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互促互动、相互依存、有序配合、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
邓小平对此也有一系列深刻的认识：首先，他强调农业发展要协调好工农关系。一方面，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要支援工业；另一方面，工业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1980年，邓小平很遗憾地总结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其次，他强调农业发展要理顺城乡关系。一方面，要通过改革繁荣农村经济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借鉴农村的成功经验，并要帮助农村改善生产条件。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再次，农业和农村的最终出路是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邓小平说：“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他还盛赞了乡镇企业对大量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作用，认为此举标志着农村城镇化的兴起。他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第二，城市化建设中正确处理城乡互补。
早在1950年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就指出，现在提到我们面前的是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基础两大任务。在1950年11月为《重庆工商》创刊题词时，他提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可见邓小平的城乡发展观是兼顾基础上的互动和交融。1962年邓小平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就明确讲到：“要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邓小平的城乡发展思想中，包纳了统筹城乡的两大核心要素：即一方面加强农村自身的统筹，努力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强调农业是根本；一方面强调工业支援农业，要壮大城市和工业的辐射和带动能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邓小平在强调提升农村自身发展能力和城市外在聚辐水平硬实力方面的同时，还强调恢复农业，要解决好市场和物价问题等软实力问题，要把有利于农村交易和农业生产的供销社普遍成立起来，增加农民收入，这实际上是为农村资金流、信息流、资源流的汇入提供条件，此举能够很好地将人力、物力、财力合理配置起来，促进城乡交流和互助，繁荣城乡。
第三，民主化是缩短城乡差距的政治保障。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政治后果就是它所产生的城乡差距，这种差距是经历了经济和社会迅速变化的社会的一个突出的政治特征。从很大程度上讲，现代化可以由城市的成长来衡量，与此同时，现代化还会将各种新要求强加于农村，加剧农村与城市的敌对。现代化的基础结构缩小了城乡差距，但未消除这种差距。“参政的扩大，反映在城乡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上，也反映在它们政治稳定与不稳定的不断变化的模式上。”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发展沟通城乡隔阂的手段，并通过政治手段把被现代化破坏了的社会统一体重新建立起来。邓小平从中国现代化带来的事实上的城乡政治不平等，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之所以长期存在，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其政治原因。尽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在政治决策、财政转移支付、国家投资分配、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均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也缺乏社会声音，更缺乏影响决策的制度渠道。邓小平有一段话今天读起来依然令人警醒：“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来愈迫切的要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地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中国改革开放的议事日程，并围绕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郑重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有过多次论述。1986年9月3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1986年11月9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还指出，“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实践告诉我们，任何阶级的积极性都是以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权权利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个基础，城乡关系的改善就不可能产生和维系。
第四，消除城乡差距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新时期农民问题。
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问题，这是涉及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城乡差距拉大，势必造成两极分化，损害工农联盟。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告诫全党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多数人受穷。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城乡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这样，就不但偏离了改革的预期目标，而且会严重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能不能使农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是能否把农民团结起来，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一个根本问题。邓小平认为，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农村改革，提高主要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在理顺价格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此，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仍然是影响农民积极性、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出路还是要靠深化改革、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城乡、工农利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按市场法则理顺工农产品的比价关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城乡关系视角是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性反思，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创新，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特色就是将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状纳入现代化考量，从非均衡的城乡经济不平等发展揭示出非均衡的城乡政治格局，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基石。邓小平不仅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为城乡平等带来了制度保障，同时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出发，认识到本质平等与事实不平等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基本特点，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逐步消除城乡间事实不平等现象，还需要在社会发展中正确处理城乡间的利益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为缩小城乡差距，改变事实上不平等创造物质前提。提出农业现代化就是要解决中国现阶段的尚存在的城乡间某些事实不平等的现象与本质平等冲突，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邓小平城乡协调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和启迪
邓小平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为中国共产党城乡统筹战略思想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并从城乡政治协调发展的视角，进一步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依据，以及政治稳定与反腐败对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为执政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实践依据。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强有力的政党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体制性保障。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继承，邓小平城乡统筹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走出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发展的误区，坚持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理论的新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比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解决这些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党提出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2004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 《邓小平城乡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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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邓小平城乡统筹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特色
邓小平城乡统筹思想是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工业化建设中正确处理工农互补；城市化建设中正确处理城乡互助；民主化建设中正确处理稳定与参与关系；缩小城乡差距在于发展农业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
第一，工业化建设中正确处理工农互补。
建国以来，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以过多地牺牲农村和农业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三农”问题凸现，城市发展缓慢。邓小平深谙中国的国情，深知“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他在1962年7月7日《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指出，“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另一个方面是工业支援农业”。邓小平认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这些思想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互促互动、相互依存、有序配合、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
邓小平对此也有一系列深刻的认识：首先，他强调农业发展要协调好工农关系。一方面，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要支援工业；另一方面，工业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1980年，邓小平很遗憾地总结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其次，他强调农业发展要理顺城乡关系。一方面，要通过改革繁荣农村经济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借鉴农村的成功经验，并要帮助农村改善生产条件。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再次，农业和农村的最终出路是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邓小平说：“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他还盛赞了乡镇企业对大量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作用，认为此举标志着农村城镇化的兴起。他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第二，城市化建设中正确处理城乡互补。
早在1950年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就指出，现在提到我们面前的是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基础两大任务。在1950年11月为《重庆工商》创刊题词时，他提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可见邓小平的城乡发展观是兼顾基础上的互动和交融。1962年邓小平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就明确讲到：“要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邓小平的城乡发展思想中，包纳了统筹城乡的两大核心要素：即一方面加强农村自身的统筹，努力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强调农业是根本；一方面强调工业支援农业，要壮大城市和工业的辐射和带动能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邓小平在强调提升农村自身发展能力和城市外在聚辐水平硬实力方面的同时，还强调恢复农业，要解决好市场和物价问题等软实力问题，要把有利于农村交易和农业生产的供销社普遍成立起来，增加农民收入，这实际上是为农村资金流、信息流、资源流的汇入提供条件，此举能够很好地将人力、物力、财力合理配置起来，促进城乡交流和互助，繁荣城乡。
第三，民主化是缩短城乡差距的政治保障。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政治后果就是它所产生的城乡差距，这种差距是经历了经济和社会迅速变化的社会的一个突出的政治特征。从很大程度上讲，现代化可以由城市的成长来衡量，与此同时，现代化还会将各种新要求强加于农村，加剧农村与城市的敌对。现代化的基础结构缩小了城乡差距，但未消除这种差距。“参政的扩大，反映在城乡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上，也反映在它们政治稳定与不稳定的不断变化的模式上。”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发展沟通城乡隔阂的手段，并通过政治手段把被现代化破坏了的社会统一体重新建立起来。邓小平从中国现代化带来的事实上的城乡政治不平等，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之所以长期存在，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其政治原因。尽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在政治决策、财政转移支付、国家投资分配、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均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也缺乏社会声音，更缺乏影响决策的制度渠道。邓小平有一段话今天读起来依然令人警醒：“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来愈迫切的要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地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中国改革开放的议事日程，并围绕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郑重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有过多次论述。1986年9月3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1986年11月9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还指出，“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实践告诉我们，任何阶级的积极性都是以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权权利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个基础，城乡关系的改善就不可能产生和维系。
第四，消除城乡差距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新时期农民问题。
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问题，这是涉及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城乡差距拉大，势必造成两极分化，损害工农联盟。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告诫全党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多数人受穷。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城乡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这样，就不但偏离了改革的预期目标，而且会严重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能不能使农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是能否把农民团结起来，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一个根本问题。邓小平认为，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农村改革，提高主要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在理顺价格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此，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仍然是影响农民积极性、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出路还是要靠深化改革、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城乡、工农利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按市场法则理顺工农产品的比价关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城乡关系视角是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性反思，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创新，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特色就是将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状纳入现代化考量，从非均衡的城乡经济不平等发展揭示出非均衡的城乡政治格局，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基石。邓小平不仅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为城乡平等带来了制度保障，同时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出发，认识到本质平等与事实不平等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基本特点，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逐步消除城乡间事实不平等现象，还需要在社会发展中正确处理城乡间的利益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为缩小城乡差距，改变事实上不平等创造物质前提。提出农业现代化就是要解决中国现阶段的尚存在的城乡间某些事实不平等的现象与本质平等冲突，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邓小平城乡协调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和启迪
邓小平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为中国共产党城乡统筹战略思想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并从城乡政治协调发展的视角，进一步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依据，以及政治稳定与反腐败对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为执政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实践依据。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强有力的政党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体制性保障。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继承，邓小平城乡统筹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走出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发展的误区，坚持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理论的新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比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解决这些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党提出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2004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 《邓小平城乡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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