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对国外社会主义思潮的借鉴

到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与生产日益联为一体，科技的应用给经济带来几何倍数的增长。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由于蒸气机、纺织机的使用，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在今天世界科技一日千里的情况下，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大大增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全部国民收入的增长减去全部要素投人量的增长，还有一个很大的“余额”。这个“余额”，主要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研究的结果，在美国1948-1969年的全部国民收入增长中，减去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尚有一个45.5%的“余额”，其中30.9%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造成的。如果把科学技术和教育算在一起，它们在全部国民收人增长中的贡献竟占41.6%。因此，哈贝马斯强调，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地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至于后者明显带有技术至上主义倾向，带有唯心主义色彩，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认为科学技术是独立变数，可以它可以撇开生产力的其他要素独立创造价值。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去，起到变数的作用，但不能脱离其他生产要素。因此，“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借鉴并超越了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的理论。面对“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的状况，邓小平忧心如焚，在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1988年发表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中首次提出、并多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在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也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它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主、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这些论断在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哈贝马斯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邓小平又超越了哈贝马斯，即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系统变数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的论断。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只有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并紧密与之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身体力行地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他的亲自关心下，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其中包括著名的“863”计划。他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有助于后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派别，是对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总称。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奥地利经济学家维塞尔、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可谓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他们经过分析创造了社会主义资源配置论，发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产生相同的结果，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完全自由的制度可能同样有效”。这就暗示了资源配置形式不取决于社会制度属性的思想萌芽。在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中进行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是利用货币进行经济核算。而这一思想在1902年考茨基的《社会革命》中就提出：“在像现代化生产过程这样分工极细的复杂机制中，货币是确保产品流通并向每一个成员进行分配的最简便手段。”德国社会学家海曼认为，集体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其产品的价格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并通过反复试验的过程得以解决。而泰勒在1928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产品价格可不断反复地“试错”，根据商品实际供求情况，不断调整价格，直到找到供给与需求平衡的均衡价值为止。

　　到了20世纪30年代，兰格提出了著名的“兰格模式”，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的诞生。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存在一个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的角色执行价格决定的作用；双重价格体系，即消费品和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定价，而生产资料价格则由中央计划局采用“试错法”模拟完全竞争市场竞争来定价。这样，就证明社会主义能够以一种与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相匹配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兰格模式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表明市场机制可以同所有制分离，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人民各种职业的制度，也不决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还表明计划与市场两者是并存不悖、相得益彰，这为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改革思路。20世纪70年代，贝尔等经济学家指出，经济体制问题的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格雷格里等人进而提出市场“中性机制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在经济运行中，既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也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

　　20世纪80年代后，是市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大发展，即确立了“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英国经济学家埃斯特林等人就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方面的作用，主张把市场纳入社会主义的领域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与市场“联姻”，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如消除剥削，满足人们之间的平等。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强调市场的诸多优点，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能够自动实现其他一些重要的价值目标，如自由和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者在谈到取代资本主义时候也认为，按纯经济标准衡量，市场经济制度是最好的经济制度，迄今为止对它的一切替代都是不成功的。

　　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些独到见解对于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探索如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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