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分精辟的概括：“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这与当时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科学这种关系开始逆转过来了。由于科学迅猛发展，科学理论往往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们相互促进的时间越来越短，效果越来越大。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关系式，后来哈恩的实验和梅特纳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应用，都表明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激光和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新的飞跃，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实践已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此外，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其他因素的关系的实际来看，科学技术也凸现了其第一的地位。
　　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关系方面看，当今高科技对劳动者知识结构有特殊的、专门的要求，在高科技生产系统中人们用的主要是头脑而不是灵巧的双手，拼的是知识而不是体力。现代生产本质上已成为科学技术的物化，一个没有基本的、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当今的科学技术决定了劳动者的效率，科学技术带来的收益几乎是无限的。从科学技术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方面看，高科技使劳动资料从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朝着代替人的脑力劳动方向转化，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将科技的新发展迅速融汇到劳动资料中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一关系中，科学技术也凸显出第一位的作用。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关系方面看，当今科学技术已不断改变着劳动对象的面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种类，使劳动对象的品质、性能和用途发生明显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当代人们借助科学技术已创造出800多万种新材料，使劳动对象越来越丰富多样，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关系方面看，现代管理广泛地应用最新的科技，使人、财、物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说现代生产管理对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代管理又极大地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些巨大的工程离开科学技术根本无法进行管理。
　　正是这些实践，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马克思相应思想的发展的机理是非常清晰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它的机理，与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是一致的。但是，其科学技术思想最清晰、最简明地凸现了这一机理。因此，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一完整部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三、巨大的现实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国科学技术与文教事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中首先突围而出。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当时神州大地学科学、用科学的浪潮澎湃高涨，我国科技事业空前繁荣。
　　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要有人才。作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深刻联系，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在发展教育，主张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构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邓小平当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一派繁荣，小学、中学、大学的规模和水平空前大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批人才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主力和骨干，成为支撑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来令人十分担忧的人才断层已得到较好地弥补。为了加快发展科学技术，邓小平还主张“接受华裔学者回国”、“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派人出国留学”（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等措施。这些举措付诸实践后，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使科学技术与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人才辈出，相得益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有个别领域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发展科学技术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与经济互相结合、协调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单我国没有解决好，连西方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在上个世

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几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1985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主张：“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科研机构、大学主动和企业联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又大量汇集到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前学、研、产脱节的被动局面。随着技术贸易市场的开发，科技成果更迅速、更直接、更规范地融入企业生产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喜的是我国大、中、小企业按照邓小平的思路，“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的历史。这些科研机构一建立就为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支撑企业的中坚力量。由于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90年代后乃至21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珠江三角洲高技术企业，由于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再加上与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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