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邓小平的社会价值观
摘要： 邓小平社会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定，对其概念化的理解、形成与发展及其特点的科学把握，对科学理解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构想和战略性决策提供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邓小平 社会价值观 内涵 特点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终极理论来源而言，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然而在具体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期和设想的不同的形态。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结果，更为主要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理解、选择和设计的结果。因而，邓小平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来评价、选择和设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邓小平的社会价值观进行研究，既有助于人们以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以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有助于为某些重大战略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
一、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理解
概念，作为人类的思维形式，既是我们对客体把握、描述、解释的思维工具，也是我们解释、规范和反思主体思想和行为的工具。由此而言，对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界定是我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由于价值本身的研究流派纷呈，观点各异，因而，对社会价值观，在学术界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认识。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目前价值研究的主流观点，对其梳理、比较，进行逻辑的推断和理性的抽象，以求获得对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理解，进而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也意味着不能把人类社会生活归结为类似自然系统那样单纯的物质系统。任何意义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本身都是包含着主观设定的意义和目的的人的自觉活动，不仅改变着世界的既定自然状态，而且将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嵌入其中，依照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来确定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身需要和目的以及怎样使客观事物满足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因此，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会同周围世界形成一种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反映在人们头脑中就形成了价值观念。
从这一意义理解，价值体现为关系范畴，是指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进而，价值观则可以表述为人们对各种价值现象比较系统的、稳定的、深层的观点和看法，它是包括价值主体的确定、价值目标和选择、价值评价的标准、价值实现的途径在内的观念系统。
如果把我们的研究视野从一般主客体关系具体到社会生活领域，审视和评判特定社会模式、社会状态能否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和目的以及怎样使社会的发展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和目的，借助上述的表述方式，社会价值观可近似地表述为以社会系统为客体，以主体的需要满足程度和满足方式为内在机制的目标和尺度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某种社会状态或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比其他社会状态和行为方式更加赞赏、更加喜欢的持久信念，亦即在行为主体的价值序列中，对于诸如、平等、发展、稳定、安全、现代化等特定状态和行为方式的选择与排列，以及如何在社会制度的建立和选择、设计中、在纲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贯彻自己的价值选择等问题，同时也包括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即用以衡量某一社会状态是否建立或维护，一定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道路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否符合实现既定社会目标和社会理想的判断。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和共产党人杰出的代表，其社会价值观体现了共产党人在评价、选择和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社会模式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时所坚持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与尺度的总和。具体而言，就是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发展为导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价值体系的观念系统。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始端，这一观念系统逐渐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选择和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模式的内在尺度，规定着21世纪乃至将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方向。
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发展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深刻基础的社会有机体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由于人的活动既受客观的、历史的诸种条件的制约，受主体本身的需要结构、价值观念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因而社会发展的图式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类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展现的，社会发展是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合金”。因此，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尊重客观条件和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发挥主体能动性和主体选择能力，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是至关紧要的。
实现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性的价值追求，也是一个顺应“历史必然道路”的实践过程。共产党人实现自身的理想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在社会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关头，理想性的追求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选择和设计，不仅是历史条件的决定，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共产党人对历史阶段的认识程度以及由此确定的社会价值观。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价值观的调整、调适过程，也是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成熟并成为主导的过程。
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实现民族自由和国家富强而苦苦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变法维新到暴力革命，从西方借来的“普罗米修斯火种”，都没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完全抛弃了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否定了资产阶级在地位及其革命方式，转向寻求更为科学的理论和理想的社会模式，“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解释历史和现象的科学理论，而且送来了有可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及实现理想的可行性方案，这正是中国先进
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富有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化背景，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狭隘和偏差。马克思主义断言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并不因为它在道德上不可取，而是因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一历史评价的标准和推断在中国“民不患寡，而患不均”&n 《浅议邓小平的社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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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小平 社会价值观 内涵 特点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终极理论来源而言，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然而在具体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期和设想的不同的形态。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结果，更为主要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理解、选择和设计的结果。因而，邓小平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来评价、选择和设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邓小平的社会价值观进行研究，既有助于人们以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以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有助于为某些重大战略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
一、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理解
概念，作为人类的思维形式，既是我们对客体把握、描述、解释的思维工具，也是我们解释、规范和反思主体思想和行为的工具。由此而言，对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界定是我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由于价值本身的研究流派纷呈，观点各异，因而，对社会价值观，在学术界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认识。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目前价值研究的主流观点，对其梳理、比较，进行逻辑的推断和理性的抽象，以求获得对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理解，进而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也意味着不能把人类社会生活归结为类似自然系统那样单纯的物质系统。任何意义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本身都是包含着主观设定的意义和目的的人的自觉活动，不仅改变着世界的既定自然状态，而且将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嵌入其中，依照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来确定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身需要和目的以及怎样使客观事物满足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因此，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会同周围世界形成一种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反映在人们头脑中就形成了价值观念。
从这一意义理解，价值体现为关系范畴，是指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进而，价值观则可以表述为人们对各种价值现象比较系统的、稳定的、深层的观点和看法，它是包括价值主体的确定、价值目标和选择、价值评价的标准、价值实现的途径在内的观念系统。
如果把我们的研究视野从一般主客体关系具体到社会生活领域，审视和评判特定社会模式、社会状态能否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和目的以及怎样使社会的发展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和目的，借助上述的表述方式，社会价值观可近似地表述为以社会系统为客体，以主体的需要满足程度和满足方式为内在机制的目标和尺度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某种社会状态或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比其他社会状态和行为方式更加赞赏、更加喜欢的持久信念，亦即在行为主体的价值序列中，对于诸如、平等、发展、稳定、安全、现代化等特定状态和行为方式的选择与排列，以及如何在社会制度的建立和选择、设计中、在纲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贯彻自己的价值选择等问题，同时也包括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即用以衡量某一社会状态是否建立或维护，一定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道路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否符合实现既定社会目标和社会理想的判断。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和共产党人杰出的代表，其社会价值观体现了共产党人在评价、选择和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社会模式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时所坚持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与尺度的总和。具体而言，就是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发展为导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价值体系的观念系统。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始端，这一观念系统逐渐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选择和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模式的内在尺度，规定着21世纪乃至将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方向。
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发展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深刻基础的社会有机体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由于人的活动既受客观的、历史的诸种条件的制约，受主体本身的需要结构、价值观念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因而社会发展的图式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类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展现的，社会发展是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合金”。因此，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尊重客观条件和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发挥主体能动性和主体选择能力，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是至关紧要的。
实现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性的价值追求，也是一个顺应“历史必然道路”的实践过程。共产党人实现自身的理想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在社会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关头，理想性的追求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选择和设计，不仅是历史条件的决定，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共产党人对历史阶段的认识程度以及由此确定的社会价值观。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价值观的调整、调适过程，也是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成熟并成为主导的过程。
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实现民族自由和国家富强而苦苦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变法维新到暴力革命，从西方借来的“普罗米修斯火种”，都没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完全抛弃了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否定了资产阶级在地位及其革命方式，转向寻求更为科学的理论和理想的社会模式，“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解释历史和现象的科学理论，而且送来了有可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及实现理想的可行性方案，这正是中国先进
的知识分子渴望已久的思想武器。因此，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坚定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理想，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复制和模仿，表明它已经奉马克思主义为规范自己一切行动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尺度，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评价、选择和设计本国发展的社会模式。
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富有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化背景，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狭隘和偏差。马克思主义断言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并不因为它在道德上不可取，而是因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一历史评价的标准和推断在中国“民不患寡，而患不均”&n 《浅议邓小平的社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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