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论要
才能真正实现批判、继承、整合、离析与创新的统一。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一个克服自身缺陷，不断地与非社会主义文化作斗争和削弱它们影响的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清除封建主义文化障碍，另一方面对西方腐朽没落的文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进行坚决批判和抵制。“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P45)他告诫全党，对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听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3](P379)他在分析89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3](P331)中国的动乱如此，东欧的演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保持清醒的头脑。
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两大潮流来势凶猛。在国际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仅靠武力这一手把西方文明强加于人的作法已很难奏效，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输出其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已成为其全球战略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随着互联网和卫星传送技术的发展，西方文化的渗透力明显强化，来势汹汹，无孔不入。这对社会主义中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历史的教训和我们的国策决定了我们不能闭关锁国，同时也无法采用“安纱窗、防蚊绳”的办法或采用科技手段进行“过滤”、“剥离”的办法来防范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从人的精神上解决，“心战”必须“心防”。
邓小平主张，防范、削弱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首先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1](P338)他多次明确告诫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但绝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和资产自由化倾向，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要坚决抵制和斗争，决不能手软。要坚决制止坏（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而对西方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要着重介绍。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影响。这里根本的前提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抵制西方腐朽没落文化侵袭的强有力的武器。再次，要主动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宣传教育，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立足正面教育，尤其要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这是我们赢得主动，防范、抵御西方文化入侵和消极影响的重点，也是邓小平最为强调的战略手段。
三、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落脚点
文化既是人的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标志人类自身发展的尺度。人类选择和创造某种文化，总是以能否发展“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为标准。[4](P1)文化建设是要寻找到解决和克服个人与社会、人性与人的社会联合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途径。因此，文化建设的核心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发展上来，表现在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上来。文化最主要的功能是“化人”，即影响、塑造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文化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P380)人的问题是贯穿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人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素质、能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进程，经济现代化只有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才不会损害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上行为上获得了某种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素质，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邓小平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P88)因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并坚定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是要不断改进和提高国民素质，使之能适应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能灵活地把握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趋势。
国民素质的提高主要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作用来实现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濡化、塑造人。由于有了文化人才能够不断地开掘自己的潜能，扩展视野、锤炼意志，不断增强自己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但是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指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更为重要的是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即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和价值观的建构。这集中体现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因为科学认识不能脱离价值观导向，脱离价值观导向，科学力量无论怎样强大，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相反还会造成“单向度”的“非理性”的人，造成人的精神生活平面化，使人失去“精神家园”。所以，人类不能缺失对意义和价值的把握，对理想和目的的追求。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3](P28)(后改为有纪律)。“四有”是对公民素质的综合的整体性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在“四有”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他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3](P111)理想是在观念形态上对现实和自我的某种超越，是一种对价值目标的确认和追求。理想使我们的思想一致，纪律巩固这种一致并使之统一行动，从而形成所向无敌的物质力量。文化中的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是要用理想和纪律构建起未来的蓝图和经久不衰的追求。
“四有”新人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社会塑造，邓小平认为塑造“四有”新人，一要抓好当班人的教育。干部首先要做到“四有”，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这一点至关重要。二是要抓好接班人的培养。这一条关系到未来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政权的性质，因此，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三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人才的培育工作，这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四
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内涵十分深刻，主旨十分明确，逻辑十分严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是他的文化建设理论的立论基础；坚持批判、建构的统一，是他文化建设思想的中心内容；通过两个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他尊重人、重视人、关心人民群众主体性全面提升的根本价值观，这是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归。这些光辉思想在新世纪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路明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领会。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陈筠泉、李景源.新世纪文化走向——论市场经济与文化伦理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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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一个克服自身缺陷，不断地与非社会主义文化作斗争和削弱它们影响的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清除封建主义文化障碍，另一方面对西方腐朽没落的文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进行坚决批判和抵制。“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P45)他告诫全党，对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听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3](P379)他在分析89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3](P331)中国的动乱如此，东欧的演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保持清醒的头脑。
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两大潮流来势凶猛。在国际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仅靠武力这一手把西方文明强加于人的作法已很难奏效，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输出其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已成为其全球战略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随着互联网和卫星传送技术的发展，西方文化的渗透力明显强化，来势汹汹，无孔不入。这对社会主义中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历史的教训和我们的国策决定了我们不能闭关锁国，同时也无法采用“安纱窗、防蚊绳”的办法或采用科技手段进行“过滤”、“剥离”的办法来防范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从人的精神上解决，“心战”必须“心防”。
邓小平主张，防范、削弱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首先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1](P338)他多次明确告诫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但绝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和资产自由化倾向，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要坚决抵制和斗争，决不能手软。要坚决制止坏（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而对西方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要着重介绍。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影响。这里根本的前提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抵制西方腐朽没落文化侵袭的强有力的武器。再次，要主动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宣传教育，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立足正面教育，尤其要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这是我们赢得主动，防范、抵御西方文化入侵和消极影响的重点，也是邓小平最为强调的战略手段。
三、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落脚点
文化既是人的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标志人类自身发展的尺度。人类选择和创造某种文化，总是以能否发展“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为标准。[4](P1)文化建设是要寻找到解决和克服个人与社会、人性与人的社会联合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途径。因此，文化建设的核心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发展上来，表现在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上来。文化最主要的功能是“化人”，即影响、塑造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文化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P380)人的问题是贯穿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人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素质、能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进程，经济现代化只有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才不会损害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上行为上获得了某种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素质，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邓小平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P88)因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并坚定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是要不断改进和提高国民素质，使之能适应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能灵活地把握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趋势。
国民素质的提高主要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作用来实现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濡化、塑造人。由于有了文化人才能够不断地开掘自己的潜能，扩展视野、锤炼意志，不断增强自己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但是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指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更为重要的是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即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和价值观的建构。这集中体现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因为科学认识不能脱离价值观导向，脱离价值观导向，科学力量无论怎样强大，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相反还会造成“单向度”的“非理性”的人，造成人的精神生活平面化，使人失去“精神家园”。所以，人类不能缺失对意义和价值的把握，对理想和目的的追求。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3](P28)(后改为有纪律)。“四有”是对公民素质的综合的整体性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在“四有”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他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3](P111)理想是在观念形态上对现实和自我的某种超越，是一种对价值目标的确认和追求。理想使我们的思想一致，纪律巩固这种一致并使之统一行动，从而形成所向无敌的物质力量。文化中的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是要用理想和纪律构建起未来的蓝图和经久不衰的追求。
“四有”新人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社会塑造，邓小平认为塑造“四有”新人，一要抓好当班人的教育。干部首先要做到“四有”，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这一点至关重要。二是要抓好接班人的培养。这一条关系到未来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政权的性质，因此，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三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人才的培育工作，这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四
要注意层次性。也就是说既要注意先进分子的塑造和塑造先进分子，更要致力于社会大众、普通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只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成为“四有”新人，我们社会才能获得持续、稳定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底蕴就在于此。
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内涵十分深刻，主旨十分明确，逻辑十分严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是他的文化建设理论的立论基础；坚持批判、建构的统一，是他文化建设思想的中心内容；通过两个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他尊重人、重视人、关心人民群众主体性全面提升的根本价值观，这是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归。这些光辉思想在新世纪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路明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领会。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陈筠泉、李景源.新世纪文化走向——论市场经济与文化伦理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论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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