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化视角看邓小平文化观

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这也说明，资本主义通过内在的改革与调整，仍具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虽然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正视这一现实，并利用这一现实，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创造良机，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重要内容，正如他所说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3](P274)“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P292)第四，从时代变迁带来的紧迫感考虑，邓小平以其对外部世界敏锐的观察力与感悟力，呼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不我待。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中国要不掉队，不落伍，甚至要争取走在潮流前面，只有时刻关注并努力介入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主流。“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3](P299)奋起直追要有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摒弃自守心态，接纳当代社会一切最新的文明成果。
　　　　三
　　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性与共生性，虽然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将出现愈来愈多的文化认同，但认同并不预示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所谓文化核心和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深入每个民族的骨髓、体现着每个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等，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各民族自身文化特质的相对稳定性，才构成了世界在相互联系中的多姿多彩。
　　所以恰恰相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意味着通过以和平与发展为载体的文化认同，激活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影响。
　　在认识多元化这一时代特征上，邓小平一贯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共存互补的多样性时代，共存是求同，互补是存异，一方面要关切人类共同命运，另一方面还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式地把握这种关切；既要努力追求共识，也要尊重和正视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地理气候、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沿革等方面的多样性。发展各民族文化不仅不会违背全世界人民要求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愿望，而且还能从各民族文化中发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资源。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愈来愈认可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一体化是不可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发展的，否则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打破了50年代以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单一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一改变为多元化发展作了精彩的注脚。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同时也向我们传统的一元思维提出了挑战。以多元思维来应对多元世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体现了更博大的包容胸怀。例如，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时，他极富创造性地提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3](P49)以发展来求同存异，可谓示范了一种多元化新格局下的新思维，通过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在南北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由北方主宰南方，“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3](P105-106)在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以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一国两制”新制度，开创了一国内多样多元发展新模式。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其实也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的维系要依赖于所有国家、地区、民族的力量，倡导着每个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方式介入国际事务。
　　古人所云“和而不同”，揭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多样性与统一性是不矛盾的，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才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这种从“不同”到“认同”的过程，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求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的发展。人类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多样多元是物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承认多元与差异，无疑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话题。江泽民同志前些年在许多世界性的会议场合，如西雅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西伯利亚，都对世界的现状和发展从世界的多样性角度加以阐述，展示了中国人关注全球化的新视角和价值取向。
　　　　四
　　如果说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化的内涵之一，那么，如何保持和维护多样性就不是简单的“民族部落主义”之争了。换言之，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对立的两极，全球化观照下的民族化才是充满活力的民族化，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化将推动全球化的精彩纷呈和公正合理发展，于是，自觉审视和发扬民族精神，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立足点。
　　有一首歌的歌词脍炙人口：“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以此来概括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化，恐过于表象，但却十分现实，这是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采取的态度。如何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的价值定位，倘若没有一种民族大气，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民族大气？这就是理性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在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和人格风范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样一种民族大气。
　　——赤子之心是民族精神的根源。邓小平以其求索、奉献的一生注释了他在为美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序言中所写到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当他成为祖国母亲的优秀儿子，也被世界所敬仰时，使我们真正感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自尊自信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并在多方面作了展开。在现代化认

识上，邓小平反对“全盘西化”。20世纪现代化进程已证实，现代化虽发源发展于西方，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特色，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规划中国的现代化步骤和设计中国的现代化内容，而非盲目地“拿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3](P2)“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3](P265)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P3)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对待外来压力上，邓小平从不屈服，从“不信邪”，“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但“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4](P376)。中国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民族气概，气宇轩昂地站在了世界大舞台上。
　　——理性自觉是民族精神的升华。邓小平从来就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绝非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前者侧重于静态的、封闭的，而后者是动态的、开放的，从而使得民族精神散发出时代魅力。同时，邓小平也以冷静的思考告诉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培养理性的批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全球化并非只是盛宴，它在给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隐含着危险，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是融合与冲突互为交织的进程，其冲突的程度往往取决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也取决于各自文化价值的力量权重。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其各自的特性将受到威胁，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已日益觉察这一危机，“如果我们不把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传递下去，我们所能传给后代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一旦全球化磨蚀掉我们传递传统

《以全球化视角看邓小平文化观(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