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
改革和社会发展是相并而行的。他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9](P治理发愣功)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他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9l(P613)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上，斯大林经历一个从“无矛盾论”到“有矛盾论”的过程，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最终形成作了前期准备。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但斯大林并没有顽固地坚持“无矛盾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改变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他指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应当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10](P577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了首次正确的表述。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重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1](P602)这一表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手段（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体现了社会主义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同时也体现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
然而斯大林不是通过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发展生产力，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来推动当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当由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党内产生重大分歧意见时，斯大林把阶级斗争进一步从社会上扩大到党内，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活，这不仅给苏联共产党和人民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灾难和创伤，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而且也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后果。
三、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得失
毛泽东同志在深刻把握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特点的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仅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范畴，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而且正确地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范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2](P37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为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始于党的八大。中国共产党八大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最初表述就其基本精神来说是正确的，就是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就是要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进步的主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重视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建国后，毛泽东同志继续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的发展道路。1951年在一次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他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3](P2)。1956年，党的八大在分析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后，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4](P79-80)。在1956年，毛泽东在谈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同志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5](P771-772)在1957年2月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指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3](P375)。应当说，这是从社会基本矛盾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
但是，正如《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随着整风运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面对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毛泽东对国内的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关注
毛泽东在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上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的。在国际关系方面，当时的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印度制造边境冲突，美国派兵进入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在这种状况下，毛泽东重新审视国内外阶级斗争状况时，主要是把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在国内，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误造成了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激烈的争论。遗憾的是，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分析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把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两个阶级、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就使党的工作中心越来越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纳入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
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6](P116)。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作为“惟生产力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行猛烈批判。这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上的积极成果，使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回到了正确的轨道。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7](P181-182）
在重新审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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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上，斯大林经历一个从“无矛盾论”到“有矛盾论”的过程，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最终形成作了前期准备。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但斯大林并没有顽固地坚持“无矛盾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改变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他指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应当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10](P577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了首次正确的表述。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重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1](P602)这一表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手段（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体现了社会主义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同时也体现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
然而斯大林不是通过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发展生产力，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来推动当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当由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党内产生重大分歧意见时，斯大林把阶级斗争进一步从社会上扩大到党内，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活，这不仅给苏联共产党和人民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灾难和创伤，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而且也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后果。
三、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得失
毛泽东同志在深刻把握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特点的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仅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范畴，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而且正确地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范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2](P37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为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始于党的八大。中国共产党八大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最初表述就其基本精神来说是正确的，就是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就是要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进步的主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重视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建国后，毛泽东同志继续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的发展道路。1951年在一次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他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3](P2)。1956年，党的八大在分析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后，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4](P79-80)。在1956年，毛泽东在谈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同志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5](P771-772)在1957年2月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指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3](P375)。应当说，这是从社会基本矛盾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
但是，正如《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随着整风运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面对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毛泽东对国内的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关注
动摇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
毛泽东在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上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的。在国际关系方面，当时的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印度制造边境冲突，美国派兵进入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在这种状况下，毛泽东重新审视国内外阶级斗争状况时，主要是把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在国内，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误造成了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激烈的争论。遗憾的是，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分析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把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两个阶级、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就使党的工作中心越来越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纳入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
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6](P116)。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作为“惟生产力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行猛烈批判。这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上的积极成果，使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回到了正确的轨道。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7](P181-182）
在重新审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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