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基本特征

空。
　　邓小平对灵活性也有精深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灵活性首先表现为将抽象的、原则的问题具体化。原则是一种刚性的东西，必须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原则可以变通执行，但决不是可有可无、可硬可软、可高可低的。要在实践中坚持原则，就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邓小平认为，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即原则性，必须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以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说：“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2]（第280页）
　　可见，灵活性与具体性密不可分，没有具体性就没有灵活性。
　　贯彻灵活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原则性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对全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各地方、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同，贯彻上级指示的时候，就不能笼统行事，而应因地制宜。应当“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2]（第316页）可见，没有区别性也没有灵活性。
　　灵活性还要体现在掌握分寸、注意火候上。原则的东西往往只能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不可能照顾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在执行原则的时候，就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要做到既不违背原则，又符合本地区的实情，就必须注意分寸，掌握火候。邓小平多次讲过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过头。对拿不准的问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人对事的处理不要绝对化，要留有余地等。他在讲到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2]（第149页）
　　在邓小平看来，不掌握分寸和火候也没有灵活性。
　　在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总的想法是，原则性是基础，灵活性是保证，脱离原则性讲灵活性会变成相对主义；脱离灵活性讲原则性会变成机械主义。只有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思维方式和领导艺术，是邓小平理论修养、政治智慧、领导魄力以及人格、胸怀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没有厚实的理论根底，就不可能辨明方向，看清大局，也就谈不上坚持原则的问题；没有胆量和魄力，没有无私无畏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就不可能坚持原则；没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就不敢变通，或者不会变通。所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做到像邓小平那样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变是有根据的变，通是有条件的通。无论是坚持原则还是灵活变通，都必须注意适度性，“过”或者“不及”都会损害和破坏事物发展的秩序和规律。这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三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在强调变通时，特别注重适度性问题。在他看来，离开了适度原则，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变通，而是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表现。
　　第一，适度变通必须是在原则允许范围内的变通。原则的东西是管大方向和全局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各个地区和单位在贯彻普遍原则的时候，允许和提倡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实行变通。但这种变通必须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体现原则的总体精神，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原则。如果以本地区情况特殊而脱离大的原则另搞一套，甚至与上级规定的原则背道而驰，就不能叫变通，只能叫“执行走样”或者“故意犯规”。适度变通不仅不违背原则，而且是创造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表现，因而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
　　第二，适度变通必须是有条件的变通。所谓有条件的变通，主要有三层含意：一是在不变通就无法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二是在不变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妥协和让步）就会危及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三是在有利于原则更好地落到实处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这三种条件下的变通，概括地讲，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离开了具体条件讲变通，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任何普遍原则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普遍原则。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2]（第118页）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根据具体条件变通执行上级的指示。
　　人的思想和行为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必然陷入僵化和保守，就不可能有创造和发展。既然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决不能离开具体条件讲变通，否则就是乱变一通，就必然导致相对论和诡辩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有的人以历史条件变化为借口，提出“马列主义过时了”，主张用别的思想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反复指出，这不是讲变通，这是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因为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的前提条件没有变。只要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具体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可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具体内容上进行变通，但马列主义的旗帜决不能丢。
　　第三，实行适度变通必须反对三种错误倾向。
　　一是反对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邓小平认为，要进行适度变通，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模式，敢于正视新问题，接受新事物，确立新思路，开创新局面。思想保守

僵化，就会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就会只要原则性，不要灵活性；就会只当“收发室”，不当创造者。在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来，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历史条件下，死抱住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放，只要书上没有讲的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僵化思维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有的人认为，原则性比灵活性好，太灵活了，容易把事情搞乱。邓小平并不这样看问题。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那种脱离灵活性的原则性，是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而脱离原则性的灵活性，则是相对主义的附属物。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2]（第114页）
　　二是反对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际相脱离，从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做决定，办事情，不讲科学性，不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坚持适度变通，必须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关键是要吃透上级的精神，摸清下面的实情，找准理论与实际、上情与下情的结合点。所以，实行变通不是主观上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的要求来变；不是随便怎么变都行，而是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事物的发展没有提出变通的要求，而是凭着人的主观愿望随意地、盲目地进行变通，不仅不会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且会事与愿违，破坏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
　　怎样克服变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邓小平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说：“党必须密

《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基本特征(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