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现代发展理论

从分工、承认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平等、包含个人利益机制的责任制管理、技术专家在生产活动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对资本的经营活动引起的收入等等。这一切因为曾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存在而被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物。然而这一切正是现代发展的重要内涵。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和商品货币关系高度发达的市场化，正是现代发展的两根最重要的支柱。如果说我们曾经对工业化尚可兼容的话，而对市场化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拒斥。然而，舍弃了这两根基本支柱中的任何一根，都意味着舍弃真正的现代发展。事实证明，试图舍弃市场化而追求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的工业化，等于是采用传统社会中的国家力量的手段，通过剥夺农民，建立一个很少实惠的工业化“空中楼阁”。所以，要工业化，就必须要市场化，现代发展是一个具有独立和完整的规定性的整体范畴，不能任意肢解。
　　针对上述问题，当一些人仍然书生气十足地为市场经济姓“资”姓“社”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勇气，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2]这个理论阀门一打开，就把长期以来云障雾绕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联系沟通了。以此来观察中国的现代发展，就不难理解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的合理性。与这种论证模式相通，还有经济特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自己的经济特区；证券、股市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证券、股市；现代经济和管理制度与方法不等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属于社会主义；高新技术不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应该有高新技术；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富裕起来不等于就是搞了资本主义。如此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发展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属于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应该有更高更优越的现代发展。这种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应该属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立的规定性的社会范畴。这一范畴的核心层是现代工业化的生产力，同时也包括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外缘层的各种社会规范、行为规则、体制模式乃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毫不奇怪，这一范畴在外缘层上和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外缘层有时有交叉重叠（如现代管理呈现的二重性表明，它既承担着生产协调和效率实现的职能，又承担某些基本经济制度所要求的职能），但这并不排斥现代发展作为独立的社会范畴的存在。
　　第三，邓小平以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宣布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二是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取代了“战争与和平”的主题。这实际指明，社会历史运动已从明显变动的革命时期进入经常性发展时期。这一准确论断，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即从革命时期以“财产—阶级关系”模式为意识中心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转向社会经常性发展时期以建设、发展为意识中心的思维方式，从而保证了现代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的政策优先性。在全部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常态的（也是相对短暂的）变革性时期，社会的运动规则常常表现出阶级政治关系、财产经济关系的变动走在生产力发展的前面，人们对于“财产—阶级关系”往往给予优先关注。但是，在社会的经常性发展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则处于优先地位，而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则更多地表现为适应的性质、有时甚至表现出滞后的状态。在这个时期，客观上发展的优先性要求决定人们思维中对发展的优先选择。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继胜利之后，现代发展更应是社会主义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讲，邓小平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实际开启了人们整个思维方式转换的契机，从而改变了人们在社会非常态变革时期形成的观察模式，并大大拓宽了观察视野，使人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境界。
　　上述三个方面的开拓，可以大体简略地表述为三个区分：20世纪现代发展潮流与原发型现代发展的区分；以生产力为核心层延及社会体制、社会运作方式、生活方式和观念、人口素质等外缘层的现代发展范畴与以生产关系为核心层的社会制度现代发展范畴的区分；常态发展时期的社会运行规则与非常态变革时期社会运行规则的区分。由于这三个区分，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现代发展理论，从而建立起现代发展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理论，建立起适应现代发展的全球性趋势的开放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发展战略和一系列重要方针，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结出了丰硕的实践成果。
　　　　三、邓小平的现代发展理论是正确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立足点
　　由于上述三个区分和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领域的新发展，不仅明确了现代发展范畴和以“财产—阶级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价值范畴、意识形态关系范畴的区分，圆满消解了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之间人为的逻辑悖论，而且也使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顺理成章地突破陈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新观点。在这里，我们从社会主义和现代发展的联系这一角度来观察，先看邓小平认为什么不是我们所要搞的社会主义。
　　第一，中国搞的社会主义不是几十年前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结论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他说：“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13]。换句话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所要求的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苏联搞了一个半军事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但后来崩溃了，所以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4]。
　　第三，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不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对“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深恶痛绝，他一再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

，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15]
　　第四，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在“中苏论战”中所说的那些“空话”。他在回忆这场论战的谈话中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6]在他看来，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都不过是“空话”，而“空话”决不能使社会主义巩固起来，只能使人民遭受贫困。
　　从邓小平认为什么不是我们所要搞的社会主义观点中可以看出，他否定的“社会主义”是那种在抽象的、孤立的“财产—阶级关系”观察框架中的社会主义、是与苏联工业化相关联的社会主义、是“四人帮”那种没有任何现代发展内容的穷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的观察视野中，社会主义者努力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是为了某种价值观念上的满足，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动，而更基本的是服务于现实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服务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服务于社会的文明进步。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说，“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17]。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和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谈话中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摘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做对了。”[18]恐怕不会有人根据以上这些谈话认为邓小平不是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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