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思想：邓小平对近代大同思想的超越
摘 要：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社会观，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社会理想的政治设计。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大同、小康”之社会理想，其间经历了艰难的探索。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后，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的内涵，描绘出了小康社会的发展蓝图，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他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揭示出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性，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有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大同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理想社会的政治设计。在中国近代，各阶级的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近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未来社会的构想，这些构想与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后，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内涵，描绘出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发展蓝图，近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赋予小康、大同以全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实现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揭示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性，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一
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其中，作为儒家重要的理想社会观的大同、小康则是最具影响力的。《礼记•礼运》中最早记述了这两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天下为公”的大同与“天下为家”的小康：“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这里，儒家学者把“大同”和“小康”诠释成为两种不同层次的理想社会状态，把“大同”社会描述成为最高理想社会，而“小康”社会则是以天下为家，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社会，认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虽政教修明，讲究礼信，但仍不及三皇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所以只能称为“小康”。这里的小康虽然与美好的大同社会有区别，但它强调“生活富足，不愁温饱，平等有序”的社会秩序，即使“在势者”不遵守社会秩序，也为社会所不容。儒家学者是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出发来论述自己的大同和小康的社会理想，但是关于大同、小康社会的观点、概念为民众所掌握和接受，成为许多人憧憬能够实现的理想生活状态。近代以来的社会剧烈变革与人们认识能力的演进，赋予了大同、小康以新的时代内容。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先进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无不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转化现实的过程。作为近代中国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借助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阐发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的活动来实现“太平天国”，主张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其大同社会。他的大同理想要在神学外衣庇护下消灭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贫富差别，无疑是一种空想。谭嗣同在《仁学》中主张“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人人自由……战争息，绩忌绝，权谋弃，彼我忘，平等出，……君臣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的“大同之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社会的发展路径，主张“破除九界”，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产之业，“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展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终因其太平世的乌托邦特征而导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P1466）孙中山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 [2]（P525）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的同时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理想，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简单地把“大同”等同于社会主义。他主张互助，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通过三民主义的实行可以使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总的说来，近代的大同思想都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式的空想色彩，而且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上来构建大同社会。因此他们始终不可能找到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进而走向大同的正确阶级力量和物质力量。
青年毛泽东提倡过道德理想意义上的大同思想，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曾说；人类究竟之目的到底如何，还是不知道，但就眼前说，改造中国与世界，以达到大同世界却是具体的目标，又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见他将大同的实现寄希望于哲学和伦理的改造，仍然具有空想色彩。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找到了到达大同的正确途径和阶级力量，为几千年的大同思想由空想转化现实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人民共和国”。他切实体会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P1466）。他强调只有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到达大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3]（P89）在此政治基础上，“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3]（P86）毛泽东在政治革命意义上为大同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他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邓小平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继承和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并在总结和吸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重要探索经验之上，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内涵和小康社会理想的发展规划，较为全面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蕴含了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合理因素，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予以科学的扬弃。他强调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从而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和强大物质力量。
二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汲取 《小康社会思想：邓小平对近代大同思想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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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理想社会的政治设计。在中国近代，各阶级的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近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未来社会的构想，这些构想与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后，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内涵，描绘出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发展蓝图，近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赋予小康、大同以全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实现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揭示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性，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一
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其中，作为儒家重要的理想社会观的大同、小康则是最具影响力的。《礼记•礼运》中最早记述了这两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天下为公”的大同与“天下为家”的小康：“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这里，儒家学者把“大同”和“小康”诠释成为两种不同层次的理想社会状态，把“大同”社会描述成为最高理想社会，而“小康”社会则是以天下为家，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社会，认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虽政教修明，讲究礼信，但仍不及三皇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所以只能称为“小康”。这里的小康虽然与美好的大同社会有区别，但它强调“生活富足，不愁温饱，平等有序”的社会秩序，即使“在势者”不遵守社会秩序，也为社会所不容。儒家学者是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出发来论述自己的大同和小康的社会理想，但是关于大同、小康社会的观点、概念为民众所掌握和接受，成为许多人憧憬能够实现的理想生活状态。近代以来的社会剧烈变革与人们认识能力的演进，赋予了大同、小康以新的时代内容。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先进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无不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转化现实的过程。作为近代中国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借助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阐发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的活动来实现“太平天国”，主张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其大同社会。他的大同理想要在神学外衣庇护下消灭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贫富差别，无疑是一种空想。谭嗣同在《仁学》中主张“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人人自由……战争息，绩忌绝，权谋弃，彼我忘，平等出，……君臣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的“大同之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社会的发展路径，主张“破除九界”，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产之业，“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展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终因其太平世的乌托邦特征而导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P1466）孙中山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 [2]（P525）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的同时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理想，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简单地把“大同”等同于社会主义。他主张互助，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通过三民主义的实行可以使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总的说来，近代的大同思想都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式的空想色彩，而且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上来构建大同社会。因此他们始终不可能找到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进而走向大同的正确阶级力量和物质力量。
青年毛泽东提倡过道德理想意义上的大同思想，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曾说；人类究竟之目的到底如何，还是不知道，但就眼前说，改造中国与世界，以达到大同世界却是具体的目标，又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见他将大同的实现寄希望于哲学和伦理的改造，仍然具有空想色彩。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找到了到达大同的正确途径和阶级力量，为几千年的大同思想由空想转化现实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人民共和国”。他切实体会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P1466）。他强调只有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到达大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3]（P89）在此政治基础上，“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3]（P86）毛泽东在政治革命意义上为大同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他
在探索如何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在实践上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方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使大同理想的实现失去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这种离开生产力纯粹从生产关系角度构建大同社会，同样陷入实践的艰难困境。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邓小平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继承和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并在总结和吸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重要探索经验之上，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内涵和小康社会理想的发展规划，较为全面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蕴含了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合理因素，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予以科学的扬弃。他强调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从而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和强大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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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汲取 《小康社会思想：邓小平对近代大同思想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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