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彩票经济”发展的理性思考

　一、彩票的效用分析
　　　　（一）关于彩票的两个认识误区
　　1.彩票与赌博。购买彩票是心存侥幸的赌博心理支配下的消费行为。博彩讲究“双赢”，所谓“双赢”，指双方都得到一种收益，双方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它建立在双方都是理性人的基础上。相比之下，赌博的双方则是非理性的，赌博可能会带给赌博双方一种快感，但享受这种快感的时候，可能正在损害自身和家人的利益，所以双方都没有赢，即不是“双赢”。而现行的彩票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双赢”规则，绝不同于赌博。
　　2.彩票与投资。许多人认为，购买彩票如同选择股票一样是一种投资，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但理性投资者应该是风险规避的，而彩票的成本超过了平均收益，无法弥补持续投入的成本，购买彩票不能算“投资”，至少不是“理性的投资”。贾康(2001)认为，购买彩票表面上与投资同样具有“概率低，高收益”的相似之处，但是，从严格定义上来说，它不是投资，因为它既不像股票那样代表股东的实际权益，也不像风险投资那样始终依赖于实体经济的运行。彩票的准确定义应该是一种具有“博彩”性质的筹资工具。它既为国家筹集一定的资金，又能满足大家追求刺激、悬念的心理特点。
　　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行为不同，购买彩票强调累积效应。对大多数没有中奖的人说，可能一直在“赔钱”，但购买彩票收入对弥补国家财力不足，帮助亟需资金的个人或单位来说，是一种累积效应。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消费者购买彩票是对社会的贡献，应该更多强调奉献与爱心。因此，与其说购买彩票是投资，不如说是一种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奉献和投入。
　　　　（二）彩票的消费者效用分析
　　按照传统经济学观点，人都是风险规避的，而购买彩票这种投机性很强的风险偏好行为似乎与消费者的风险规避原则是相悖的。实际上，这是因为购买彩票的消费者行为及其决定的消费者效用的特殊性所导致的。消费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与其财富的支出占总财富的数量是相关的（武永胜，2001）。在可接受的财富支出范围内，买彩票的“机会成本”很低，消费者不需要下太大的决心，却拥有获得高额回报的机会，从而获得消费效用的增加。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称为“偏好风险”型消费者。因此，在一定的风险控制范围内，消费者愿意承担一定风险购买彩票，这样可以带来消费效用的变化。具体来说，购买彩票产生的消费效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期潜在收益水平的心理愉悦。对购买者来说，彩票提供了可能存在的、一定概率的获奖机会。在幸运心理作用下，彩票购买者对彩票潜在收益水平（单位彩票的平均收益乘以中奖概率）的预期总是大于“理性”水平，这种对额外收益的预期或者说憧憬，给消费者带来了心理上的愉悦效应。
　　第二，彩票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娱乐方式，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要靠消费者的“运气”，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娱乐。许多消费者购买彩票，并不很在乎是否中奖，而是将其看作一种娱乐活动，以求缓解心理压力，获得心理满足。不仅如此，彩票玩法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是一种能够满足多数人娱乐需要的大众游戏。
　　第三，彩票还能满足消费者一些非经济性的心理需要。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各种非经济性的需求如慈善心理等将逐渐增加。福利彩票等可以使消费者通过资助困难阶层得到宽慰，从而满足这种心理需求。很多彩票购买者也的确是出于爱心去购买福利彩票的，他们把这看作是对国家的公益事业的贡献。
　　　　（三）彩票的社会、经济效应
　　随着“彩票经济”成为目前中国经济的热点，彩票对整个社会和经济产生的效应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首先，彩票的发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发行彩票为政府提供了一种选择性筹资手段，能使政府在必要时有效地筹集广大居民手中的“闲散社会资金”，用于发展中国社会福利事业。这部分募集到的资金可以用于解决残疾人以及孤老弱者的生活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彩票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至关重要的。其次，彩票的发行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据统计，近年来全国彩票的销售额每年约为80亿元至100亿元人民币，返奖率达55%，相当于筹集了40亿元左右的建设和发展资金，并向市场投放了60亿元左右的消费资金。而且，彩票的发行带动了彩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税收。主要包括管理部门、印刷部门和发行部门。在彩票销售期间，当地的印刷业、广告业、旅游业、餐饮业、商业都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
　　在认识彩票对社会、经济积极效应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彩票也有许多弊端，其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如博彩的过度发展助长了人们投机心理，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它使彩票消费者更愿意作此类不劳而获的风险投机而不愿去通过辛苦的劳动致富；博彩会产生挤出效应，博彩业作为一种政府筹资手段，把分散在彩民手中的“闲散资金”集中到政府手中用于公共支出，必然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当然，彩票对社会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与其积极影响相比，是有限的、局部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阻碍其健康发展。
　　　　二、推动中国“彩票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彩票市场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彩票市场的发展进程过快，许多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进，市场很不完善，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我国彩票市场管理体制很不完善，缺乏法律规范。我国彩票市场各地的游戏规则都不一样，缺少一个根本性的政策法规，使许多纠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次，出现了彩票的灰色副业。比如销售彩票信息资料、博彩技艺书籍和模拟摇奖器等；再次，在彩票发行管理等方面还相对薄弱的情况下，“一哄而上”地发展彩票形成了资金流失的漏洞，破坏了彩票市场的秩序和平衡。要完善我国彩票市场，推动我国“彩票经济”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合理调整发行规模是我国“彩票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同一般商品市场不同，彩票市场上，价格一般由事先固定的面额决定，不具有事后调整功能，不能通过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在这种情况下，彩票发行规模就成为调节彩票市场均衡的唯一通道。因此，合理调整我国彩票发行规模，使其稳步扩大，就成为我国“彩票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彩票发行规模包括“潜在规模”和“实际规模”。前者指一定时期（一般为一个发行年度）、一个国家或地区彩票发行规模的最大可能限度；后者指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彩票销售的实际数量。一般来说，“实际规模”总是小于“潜在规模”，两者的差距取决于彩票收益的税收水平、发行管理体制是否健全、市场营销方式是否合理等方面。“潜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这些方面越适合市场的客观需要，“实际规模”就越大，两者间的差距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因此，合理调整彩票发行规模就是要最大限度的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目前，我国彩票发行的实际规模与“潜在规模”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而且差距有不断扩大趋势。杨建龙(1999)认为，这是由我国严格的彩票额度控制造成的。目前人民银行对彩票发行进行严格的额度控制，每一年度的彩票发行计划必须经过人民银行核准后方可在全国发行。虽然彩票发行机构会通过各种手段在很小范围内超额发行，但受制于额度管理的行政压力，扩大发行的空间很小，无法

充分满足市场的需要。取消彩票发行的额度限制，既是我国“彩票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国际通行的规则。为稳妥起见，也可以考虑在近期内逐年放宽额度，直到最终额度规模与潜在规模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放弃额度管理。根据杨建龙(1999)的测算，以1998年度的63亿发行规模为起点，每年以30%的增长幅度扩大发行规模的额度，到2005年，额度规模就基本接近“潜在规模”水平，这时候我们放弃额度管理就具备了基本的条件。
　　当然，放弃额度控制，并不意味着盲目地扩大彩票发行规模，而应根据彩票市场需求和收益水平及时、合理地调整发行额度，并不断完善彩票发行管理体制和丰富市场营销方式。
　　　　（二）规范管理是我国“彩票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与世界彩票业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目前彩票市场发展的主要差距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管理，在于我国目前的彩票管理体制很不规范。我国彩票市场的规范管理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不尽快扭转这一局面，彩票市场越发展，其负面效应就越大。因此，只有规范对彩票市场的管理，“彩票经济”才可能健康发展，真正发挥其对我国社会、经济的积极效应。对彩票市场规范管理的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法规制度。目前，我国彩票的发行、收益金的使用及违规的认定和处罚等都没有统一的法规，这既不利于发行单位具体操作，也不利于监管部门依法监管。因此，应尽快制订并颁布《彩票法》、《彩票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当务之急是要发布统一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办法》、《彩票发行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等管理条例，以明确彩票市场的管理体制、经营组织结构等，使我国“彩票经济”走上法制化管理轨道，逐步建立有序的彩票市场。
　　第二，明确管理机构。我国当前彩票管理的一大弊端就是多部门共管的彩票管理模式常常导致彩票发行管理的混乱。国家有必要成立专门的、统一的彩票管理机构，协调不同彩票的发行。可以考虑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牵头建立国家彩票管理局，在各地分设监管办公室，负责监管各地彩票市场。这样使得彩票发行与管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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