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思考
操作。针对前文所论述之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成功之处，笔者认为，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完善主要需注意解决以下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规定的冲突消解。即《合同法》第68条尤其是其中的第二项和第108条及第94条第二项的冲突问题。如上文所述，“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与“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关系导致不安抗辩权制度和预期违约制度的冲突，如何消解呢？笔者认为，为了维护法律结构的严密性、保持法律概念间应有的逻辑关系，只有给第68条（二）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一个确切的定位，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分别适用第68条和第108条及第94条第二项所产生的法律冲突。
第二，“确切证据证明”问题，即举证问题。我国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的举证责任要求十分得严格。然而，在充分保护各种信息资源的当今社会，要取得“确切证据”也并非是件易事，况且说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当事人一方要通过正规渠道掌握“确切证据”是相当困难的，可能会人为的制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对方的资产不良变动信息等）。这实质上是几乎等于剥夺了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机会，这有违设立不安抗辩权的初衷。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规定在要求行使权利一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侵害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
第三，关于适当担保的确定。所谓担保，包括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两种，这应是无疑的。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通常理解应为与债务“相当”、“足够”，但实际上“适当”不等于“足够”。这就给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因此建议最高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对此进一步的明确界定。
第四，对于提供担保的期限的确定。我国《合同法》将之界定为“合理期限”，至于“合理期限”为何则无进一步界定。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立法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则，并参考国外的有关立法例，宜采取司法解释确定与当事人约定相结合的办法，即由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对“合理期限”的最长期限进行规定（可以移植英美法的30天）；同时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间（对于当事人双方约定合理期限的，规定其上限可以不受30日的限制）。
第四，关于一方当事人提供了充分担保，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的计算。关于提供担保后继续履行合同的期限，《合同法》无具体规定，笔者以为， 对之做出具体规定为宜。实践中，一方要求提供担保而另一方确实提供了充分的担保，这表明双方对实现合同目的存有较高的期望值。因而继续履行期限的确定，应以确保合同的实际履行为价值目标，将合同继续履行的履行期限交由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约定为佳。
此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
8 结论
现行《合同法》引入了“不安抗辩权”的概念和其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默示预期违约规则的合理性，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两者有机结合，构筑了一个相对先进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系，使不安抗辩权制度更先进，更完善，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但是《合同法》颁布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理想，更无法谈上完美，我国的合同法理论也不得不面临一个以解释为主的转型。《合同法》没有对不安抗辩权制度进行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因而，如何在实践中操作，如何使理论与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效交流，从而不断完善不安抗辩权理论，这一切的一切都有赖于法院和法官逐步的总结和归纳，也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就此尽快做出司法解释，以指导审判实践，同时也是法学理论责无旁贷的任务。
注 释:
[1]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35
[2] 对于后履行抗辩权，有学者称其为先履行抗辩权，并以为此项制度的创立，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隋彭生.合同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16）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合同法》专设后履行抗辩权，并与不安抗辩权相区别，是对大陆法抗辩权制度的突破。（王利明.关于不安抗辩权的几个问题.民商法研究第4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81）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抗辩权不以为然，认为它是“属于不言自明、没有必要规定的所谓之无害条文。”（梁慧星. 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法学家，1999（3）：74）
[3]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35
[4]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401
[5] 苏惠祥.中国当代合同法论.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164。也有的学者将不安抗辩权称为异时履行抗辩权，参见刘瑞复.合同法通论.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133
[6] 史尚宽.债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88
[7] 1985年3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7条：“当事人一方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时，可以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但是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当另一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的保证时，应当履行合同。当事人一方没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中止履行合同的，应当负违反合同的责任。”虽然借鉴了不安抗辩权制度，但却因其适用范围的限制以及未能明确此为同时履行或是先履行义务的抗辩权，故而不应认定其为不安抗辩权的正式确立。
[8] 约因亦即对价，国外一般以案例来阐明其定义，台湾东吴大学杨桢教授所给的一个定义：“有价值之约因乃由契约当事人各方，为迫使对方实现其行为或履行其诺言作出许诺之行为或牺牲，或只为购买或换取对方许诺而支付之代价者”。 ([台湾]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91)此外，法国法也将约因作为契约成立的法定要件，如《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无约因之债或者基于错误约因或不法约因之债，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约因是英美法系中契约成立的重要要件，无对价（约因）)的合同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
[9] 张谷.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之比较.法学，1993（4）：23
[10] “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一词在国内译著中有“预期违约”和“先期违约”两种译法，笔者在此文采用前者，对引文中不同译法也一律译为“预期违约”。
[11] 该案中，被告同意从1852年6月1日起雇佣原告为送信人，雇佣期为3个月。但在同年5月11日，被告写信向原告表示他将不拟履行合同。5月22日，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损害赔偿。在5月22日和6月1日之间，原告找到了其他工作。法院判决原告胜诉，主要理由是：原告的起诉并不过早，如果不允许他立即起诉主张补救，而让他坐等到实际违约的发生，那么，他必将陷入无人雇佣的境地。
[12] 该案中，被告于婚前向原告许诺，他婚后将他的一栋房屋转归原告所有，但被告此后又将该方卖给第三人，使其许诺成为不可能。法院判决认为：尽管不排除被告重新买回该房屋以履行期许诺的可 《关于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思考(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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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规定的冲突消解。即《合同法》第68条尤其是其中的第二项和第108条及第94条第二项的冲突问题。如上文所述，“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与“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关系导致不安抗辩权制度和预期违约制度的冲突，如何消解呢？笔者认为，为了维护法律结构的严密性、保持法律概念间应有的逻辑关系，只有给第68条（二）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一个确切的定位，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分别适用第68条和第108条及第94条第二项所产生的法律冲突。
第二，“确切证据证明”问题，即举证问题。我国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的举证责任要求十分得严格。然而，在充分保护各种信息资源的当今社会，要取得“确切证据”也并非是件易事，况且说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当事人一方要通过正规渠道掌握“确切证据”是相当困难的，可能会人为的制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对方的资产不良变动信息等）。这实质上是几乎等于剥夺了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机会，这有违设立不安抗辩权的初衷。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规定在要求行使权利一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侵害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
第三，关于适当担保的确定。所谓担保，包括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两种，这应是无疑的。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通常理解应为与债务“相当”、“足够”，但实际上“适当”不等于“足够”。这就给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因此建议最高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对此进一步的明确界定。
第四，对于提供担保的期限的确定。我国《合同法》将之界定为“合理期限”，至于“合理期限”为何则无进一步界定。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立法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则，并参考国外的有关立法例，宜采取司法解释确定与当事人约定相结合的办法，即由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对“合理期限”的最长期限进行规定（可以移植英美法的30天）；同时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间（对于当事人双方约定合理期限的，规定其上限可以不受30日的限制）。
第四，关于一方当事人提供了充分担保，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的计算。关于提供担保后继续履行合同的期限，《合同法》无具体规定，笔者以为， 对之做出具体规定为宜。实践中，一方要求提供担保而另一方确实提供了充分的担保，这表明双方对实现合同目的存有较高的期望值。因而继续履行期限的确定，应以确保合同的实际履行为价值目标，将合同继续履行的履行期限交由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约定为佳。
此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
即评价相对人资信恶化的底线标准问题。把我国合同法上的不安抗辩权与传统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相比，可以发现，虽然前者将“财产显著减少”要件细化为几种具体情形，使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更加宽泛，但是忽略了“有难为给付之虞”的评价相对人资信恶化的底线标准。在这样的结构下，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丧失商业信誉是否一定意味着相对人“有难为给付之虞”？笔者认为，如果法律规范没有明确提出以“有难为给付之虞”作为评价相对人资信恶化的底线标准的话，那么不安抗辩权就难以避免被滥用的危险。
8 结论
现行《合同法》引入了“不安抗辩权”的概念和其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默示预期违约规则的合理性，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两者有机结合，构筑了一个相对先进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系，使不安抗辩权制度更先进，更完善，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但是《合同法》颁布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理想，更无法谈上完美，我国的合同法理论也不得不面临一个以解释为主的转型。《合同法》没有对不安抗辩权制度进行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因而，如何在实践中操作，如何使理论与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效交流，从而不断完善不安抗辩权理论，这一切的一切都有赖于法院和法官逐步的总结和归纳，也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就此尽快做出司法解释，以指导审判实践，同时也是法学理论责无旁贷的任务。
注 释:
[1]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35
[2] 对于后履行抗辩权，有学者称其为先履行抗辩权，并以为此项制度的创立，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隋彭生.合同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16）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合同法》专设后履行抗辩权，并与不安抗辩权相区别，是对大陆法抗辩权制度的突破。（王利明.关于不安抗辩权的几个问题.民商法研究第4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81）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抗辩权不以为然，认为它是“属于不言自明、没有必要规定的所谓之无害条文。”（梁慧星. 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法学家，1999（3）：74）
[3]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35
[4]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401
[5] 苏惠祥.中国当代合同法论.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164。也有的学者将不安抗辩权称为异时履行抗辩权，参见刘瑞复.合同法通论.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133
[6] 史尚宽.债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88
[7] 1985年3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7条：“当事人一方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时，可以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但是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当另一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的保证时，应当履行合同。当事人一方没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中止履行合同的，应当负违反合同的责任。”虽然借鉴了不安抗辩权制度，但却因其适用范围的限制以及未能明确此为同时履行或是先履行义务的抗辩权，故而不应认定其为不安抗辩权的正式确立。
[8] 约因亦即对价，国外一般以案例来阐明其定义，台湾东吴大学杨桢教授所给的一个定义：“有价值之约因乃由契约当事人各方，为迫使对方实现其行为或履行其诺言作出许诺之行为或牺牲，或只为购买或换取对方许诺而支付之代价者”。 ([台湾]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91)此外，法国法也将约因作为契约成立的法定要件，如《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无约因之债或者基于错误约因或不法约因之债，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约因是英美法系中契约成立的重要要件，无对价（约因）)的合同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
[9] 张谷.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之比较.法学，1993（4）：23
[10] “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一词在国内译著中有“预期违约”和“先期违约”两种译法，笔者在此文采用前者，对引文中不同译法也一律译为“预期违约”。
[11] 该案中，被告同意从1852年6月1日起雇佣原告为送信人，雇佣期为3个月。但在同年5月11日，被告写信向原告表示他将不拟履行合同。5月22日，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损害赔偿。在5月22日和6月1日之间，原告找到了其他工作。法院判决原告胜诉，主要理由是：原告的起诉并不过早，如果不允许他立即起诉主张补救，而让他坐等到实际违约的发生，那么，他必将陷入无人雇佣的境地。
[12] 该案中，被告于婚前向原告许诺，他婚后将他的一栋房屋转归原告所有，但被告此后又将该方卖给第三人，使其许诺成为不可能。法院判决认为：尽管不排除被告重新买回该房屋以履行期许诺的可 《关于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思考(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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