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通

刑法第90条均有明确的要求。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基本制度、指导思想、任务等在少数民族的刑事变通立法中必须得到体现，以使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立法与现行法制的基本方向相符，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此前提下，民族刑事法规方可对刑法总则、分则予以变通和补充。而且变通后的法规不能脱离统一的刑法自成体系，不可采用法典形式，而只能针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现象作出规定并作为刑法典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这种有限度、有分寸的变通，是对原有法律秩序在民族自治地方所做的一种因地制宜的调整，有利于促进国家法制的统一。
　　2.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原则。我国刑法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主要是根据汉族地区和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先进的立法理论及经验制定的，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发展程度、习俗则无法一一详尽考虑，因此它的某些内容可能不适应或不大适应少数民族特点。我国刑法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是授权民族自治地方根据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特点自行变通立法，以使刑法在民族地区能更顺利地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传统习俗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群众管理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些习俗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融化在各民族的思想意识及行为规范之中，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历史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风俗习惯在今天仍约束着少数民族群众。不顾民族习俗的影响、甚至企图通过立法来改造、摧毁民族习俗的做法是不可行的。“立法必须在原有的民德中寻找立足点。立法为了自强必须与民德相一致”[4](P.21)。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变通立法中，应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不能不加区别地强用法律手段全部予以废弃，要改变这些在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旧习俗和旧意识，只能靠说服教育的办法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而不可能通过几项法律就圆满解决。只有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变通后的立法才易于被当地少数民族公民接受和认可，在少数民族地区赢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有利于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贯彻实施，并增加少数民族的法制观念。
　　3.将多年的刑事司法经验及“两少从宽”的民族刑事政策纳入刑事变通立法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少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在多年的民族刑事司法工作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学会了不仅仅依靠政策办案，而是因俗、因地、因民族制宜，比如处理案件过程中切实贯彻各民族平等原则，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参与案件处理等，民族自治地方在变通刑法立法中，应注意总结、吸收这些在民族地区行之有效的宝贵的经验。“两少从宽”的民族刑事政策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检验，证明“既有效地打击了犯罪，维护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和国家与人民利益，又增进了民族团结，巩固了国家的统一”[5]。但是这一行之有效的政策，却一直未被法律化，其适用一直缺少足够的法律依据，随意性很大，影响了执行刑法的准确性，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应当把这一政策上升为法律，为少数民族地区适用刑法提供法律武器。
　　4.确实必要原则。我国现行刑法在总体上、原则上、本质上能适应我国各民族共同需要，并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少数民族的习俗或生产、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只是某些具体规定。因此，民族自治地方变通刑法，应限于全国性的刑法确实不符合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特点，无法实施，而有变通必要的具体条文、具体规定。除此之外，对于能为民族传统文化所接受的刑法规定，应直接适用刑法的规定，不得随意变通、修改。在法规形式上，应避免“大而全”、“小而全”，应仅就必须变通的地方进行规定，以免使从本民族特殊情况出发制定的条文淹没在一般性条款中，失掉自己应有的特点。另外，变通立法的适用范围应限于长期聚居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等方面具有不同于汉族特点的少数民族公民出于民族特点实施的行为。只有对符合这一情况的少数民族，才有必要通过对刑法的特别变通来给予特别的照顾，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公民，或者虽具有少数民族身份，但受过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或具有法律知识的政府官员、上层人士实施的刑法典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公民在民族自治地方外实施的刑法典认为是犯罪、而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变通立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罪轻的行为，实际上并非由于本民族的特点影响所致，而是出于与本民族特点无关的动机和目的，对这样的少数民族公民确已失去了适用本民族刑事法规的前提，故应当与一般地区的公民一样依刑法典处理。
　　三、具体变通规定
　　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少数民族犯罪案件如何进行变通处理，虽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有益的探索，但多局限于对适用刑法从宽原则的解释及适用范围的原则划定上，对于应变通刑法哪些条款以及具体如何变通则一直均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司法实践中也一直缺乏系统的总结。笔者认为，根据上述原则，并考虑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文明程度、宗教信仰等特点，民族自治地方需要进行变通的主要有以下刑法条文：
　　1.刑法第236条关于强奸罪、奸淫幼女罪的规定。有的少数民族在性关系上与汉族不同，有些带有强制性的行为是习俗所允许的，比如在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苗族有在每年3月的对歌中抢婚的习俗；又如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男女双方一旦有了婚约，男主有时不管女方是否同意就硬行抢亲，强行同居；一些少数民族普遍存有早婚的习俗，女孩子到了13岁时便被视为成年人并举行成人礼（如藏族地区幼女的“戴天头”习俗），此后男子与其发生性行为或者结婚都是习俗（甚至包括受害人）所允许的，并不会受社会的谴责或干预[3](P.183)[6](P.23)。对于这类出于民族习俗的行为，除手段残忍恶劣、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外，不宜作为强奸罪、奸淫幼女罪处理。

　　2.刑法第258条关于重婚罪的规定。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宗教信仰、传统思想观念及风俗习惯影响较为严重，婚姻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兄弟共妻、姐妹共夫、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重婚现象较为普遍[3](P.183)，少数民族群众中结婚、离婚只按宗教程序或习俗进行而不履行法定程序的状况，在实际生活中也极易导致重婚。对这一类案件在变通立法时可作为自诉案件，采取不告不理原则，国家司法权不宜直接、主动介入。而且只有对多次重婚、出于腐化的动机而重婚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婚行为，才追究刑事责任，主要仍应通过思想教育、法律教育的方式调解解决。
　　3.刑法第125条关于非法制造、非法买卖武器罪的规定。我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省从江、黎平、榕江等苗族、侗族聚居县的苗族、侗族男青年几乎都佩带土枪作为一种装饰品，北方一些边远牧区的少数民族为狩猎、畜牧的需要，也有佩带土枪的传统习惯，因而制造土枪收取加工费及买卖用于装饰、狩猎的土枪的情况较多[6](P.23)，这些行为，因与少数民族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在变通立法时，可规定制造、买卖土枪用于装饰、狩猎或者畜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只有情节严重，如以营利为目的为犯罪分子制造土枪或者向汉族群众销售数量较多的枪支、造成严重后果等，才作为犯罪处理。
　　4.刑法第345条关于滥伐林木罪的规定。一些居住在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如云南省的景颇族、布朗族、哈尼族、基诺族、独龙族等10余个民族[7]，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活水平低，至今仍沿袭“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原始耕作方法，他们的生产活动常常会对国家的森林资源造成破坏。这些行为，因与少数民族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生存条件有关，在变通立法时，应当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适当放宽定罪量刑标准，一般不以犯罪处理，只有危害情节严重的，如毁林数量巨大，才作为犯罪，但也应把从宽处理作为法律原则。
　　5.刑法第225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我国法律规定，黄金、白银属国家统一管理，不允许个人私自买卖，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尤其是青年女子，都有穿金戴银的习惯，因而买卖黄金、白银的现象较为普遍，带有一定的群众性，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只有以营利为目的，贩卖金银数量较大，严重扰乱金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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