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血感染病毒侵权赔偿研究

导  论
血液是生命的源泉和动力，自从输血技术临床应用以来，输血行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同时也成为传播疾病的一个重要途径。相比注射毒品、性接触和母婴接触等传播途径，输血传播病毒的机率最高，因而输血感染艾滋病、丙肝、梅毒等疾病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1983年，法国爆发了世所罕见的“输血丑闻”，引发了全球对输血感染病毒法律责任的讨论。1997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曾在《血……
输血感染病毒事件的激增，是由于国家血液安全观念的淡薄，是由于医疗机构技术操作的不规范，更是由于医疗损害赔偿理论研究的缺失。医患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和信息的不对称，致使许多本已不健康的患者雪上加霜，也使医方因诉累而感慨。在司法实践中，输血行为的过失标准、因果关系的认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及其计算方法，直接关系到赔偿的具体数额，关系到医患双方的利益平衡。随着医学界对血液病毒认识的深入，血液病毒诊断标准和检测手段的规范化为法学上民事责任研究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参数。能够借助侵权行为法律的规范功能，使医患双方明确自己在输血治疗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减少临床输血损害的发生，增进患者的身心健康，促进临床用血技术的发展，将是本文的价值所在。法律生活得不到理论的指导，医患双方的权利将都得不到切实的维护，本文意在为输血感染病毒侵权赔偿理论系统化尽绵薄之力。
一、输血感染病毒赔偿中责任竞合时的请求权选择
（一）损害赔偿关系的基本结构
损害赔偿关系的基本结构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在输血感染病毒诉讼中，加害人是医方，被害人是患方。
医方包括医院和血站。一般而言，输血医疗行为的完成依赖于医院和血站的配合。本文所指医院是广义上的，包括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本文所称血站，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采集、制备、储存血液，并向临床提供血液的公益性医疗机构。血站是指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医疗活动表现为医疗机构内部各个部门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医务人员的个体活动，但是现代医学把医疗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的团队行为，医疗活动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是统一的，都是医疗机构而非医务人员。从民事法律角度来看，医疗机构同医务人员之间实质上是雇佣关系。雇用人使用受雇人以达成雇用人所追求之目的，受雇人的行为如侵害他人权利，倘行为发生在执行职务之时，基于“享受利益同时承担危险”的原理，雇佣人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故雇工在受雇期间从事雇用活动造成他人损害的，由雇主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虽然只是针对企业法人的雇主责任，但是学理上完全可以推广到其他法人或社会组织的雇主责任。总之，在输血感染病毒诉讼中，虽然输血行为都是由具体医务人员而为，但法律意义上的损害赔偿义务人应是医疗机构，即医院和血站。
患方包括患者本人和患者的利害关系人。对应而言，直接受到病毒感染的患者当然是患方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1条规定，患者的法定扶养权人、父母、配偶、子女及为患者支付丧葬费的人都是患者的利害关系人，也有权主张损害赔偿。故患者和患者的利害关系人均为赔偿权利人。
（二）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一般原理
由于现代法律均为抽象的规定，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调整社会关系，因此时常发生同一事实符合数个法律规范的要件，致使这些规范都可以适用该事实的现象，在学说上称之为规范竞合。  由于规范竞合的存在，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可能依不同的规范应承担数个不同的法律责任，这种法律现象就是责任竞合。  近现代民法中的民事责任主要建立在各自独立的侵权责任和契约责任两个体系之上，“前者系以对一般人之利益应予尊重、不得侵害为原则；后者系以特定人间信赖关系为基础。二者性质不同，其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乃生差异，分别为二个独立制度”  。侵权责任和契约责任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过失程度上的不同。侵权责任上的过失通常有一定的标准，在契约责任中过失的标准则可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事先未约定时，契约责任上的过失通常依契约性质与内容的不同而或轻或重，在整个契约责任中过失责任没有划一性；（2）举证责任上的不同。依侵权行为法的一般举证原则，行为责任人的过失应由被害人证明。但在契约责任中，债权人仅需证明存在债务不履行的事实，不需证明债务人存在过失。反之，债务人则只有在能够证明系由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造成时，方可免责；（3）赔偿范围上的不同。契约责任中的损害赔偿通常只针对财产损害。而在侵权责任中除得请求财产损害之外，在侵犯人格的情形下，加害人对被害人非财产上之损害亦承担赔偿责任；（4）过失相抵上的不同。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之债，即使被害人存有重大过失，加害人也不得全部免除赔偿责任，被害人的轻微过失一般并不影响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而在契约的赔偿责任中，债权人有重大过失时可以否定债务人的赔偿责任，有轻微过失时也可以减轻债务人的责任；（5）债务连带性上的不同。当多数加害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时，他们作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契约责任的几个违约人之间除有明示表示外，通常是分别承担赔偿责任；（6）抵消上的不同。因侵权行为所负担之债，债务人不得主张抵消；而在债务不履行的情形下，债务人得以他对债权人的同种类债权主张抵消；（7）时效上的不同。侵权责任与契约责任的诉讼时效在各国法律上均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日本民法中，契约损害赔偿请求时效为10年；而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效为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道侵权行为发生时起3年或从侵权行为发生时起20年。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侵权行为所生请求时效一般为2年，但因为身体受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效仅为1年；契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般时效为2年；（8）免责条款效力上的不同。法律一般不允许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他们将来可能承担的责任，但对有些免责条款也承认其效力。相对而言，免除契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条款更容易被法律所承认；（9）受害人亲属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不同。依契约的相对性原则，只有契约双方当事人可以享有契约所产生的权利义务，所以契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有当事人享有，其亲属不能成为请求权人。在侵权行为法上，受害人的亲属则有权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当医患之间存在医疗契约时，医疗损害行为既因为没有适当地履行债务而构成债务不履行，也因为侵害了患者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而构成了侵权行为，这时就形成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民法以权利为中心，权利表现于外部的作用，主要为请求权。从患方主张医方赔偿损害的角度看，请求权的选择就是对竞合的医方责任的选择。不同的请求权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并严重影响到对医方的制裁，当法律同时赋予患方两种请求权时，就是给予患方一定的选择权，患方可以本着以最低的费用保障自己最大权益的原则来选择行使权利。
（三）患方选择侵权请求权更有利于输血感染病毒纠纷的解决
如上文所说，医方

同患方的关系可以分为医方同患者的关系和医方同患者的利害关系人的关系。从契约责任角度看，在输血感染病毒纠纷中，很明显医方同患者的利害关系人之间没有一致的意思表示，即构不成契约关系。但是，医方同患者本人之间构成怎样的契约关系，值得讨论。医方同患者的关系又可以分为医院同患者的关系和血站同患者的关系。一般认为，医院同患者之间存在医疗合同关系。但是，“医疗契约，很不单纯，其性质应分别观察，遮免以偏概全”。  医疗契约中不仅包括处理医疗事务的委任关系，而且还包括买卖、租赁、雇佣、赠与等关系，即医疗契约是一种综合性的契约。  医疗契约是以医师的诊疗义务与病人的给付报酬义务为内容的双务有偿合同，但医师并非负有完全治愈病人的义务，而是依据病人症状尽可能的治疗义务。  从患者委托医生完成适当诊疗事务这一目的来看，专门以输血行为为合同目的的医疗合同似乎可被视为委托合同，但在医疗实践中，输血行为更多被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在医疗活动中根据某个时点、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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