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看“黑哨”/张钧法律论文网

而从各俱乐部的性质入手进行分析。很显然，俱乐部是从事营利性服务的法人，有董事长、董事会等公司性质的运作标志，其主体当属《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经营者”之范畴，因而可以由该法对其进行规制无疑。各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就是竞争关系，那么俱乐部不是采取合法的正当方式，而是使黑钱贿赂裁判吹黑哨以赢得比赛的行为，显然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就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上述规定。相应地，裁判暗中收受黑钱的行为，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应“以受贿论处”，并且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而裁判的身份与其执法比赛活动的性质均再所不问。
足球腐败侵犯的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俱乐部的利益，而是破坏了整个足球市场的公平运转，损害了健康的竞争模式，破坏了公平、公正、透明等价值3。打击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正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所在。
（二）、对策与建议
1、鼓励“投案自首”。即由中国足协划定最后时限，在此之前，“黑哨”们尽可以主动交待。这种内部处理，就可以按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认为的那样，“对于涉嫌收受黑钱的裁判，主动讲和被动讲应该受到不同的政策对待”。
2、运用法律手段和强制措施。如果“黑哨”们不能在规定的限期内迷途知返，那么中国足协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并且可以不求助于任何司法机关，而由足协自己完成“打黑除恶”的任务。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另外，该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还对监督检查部门在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所拥有的职权进行了详细的规定4。据此，中国足协就可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身份，依相关行政法规，对“黑哨”进行处罚。
四、“黑哨”余音
社会各界在运用法律手段“打黑”这一主张上形成的共识，是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表现，是多年法治建设的成果。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在大部分人看来，法律制裁就是刑法的制裁（刑罚措施），依法治国就是惩治犯罪，所以一提到“打黑”就想到适用刑法，给“黑哨”定罪量刑，似乎除刑法外，再没有法律可以用来惩恶扬善了。然而，刑法只是构筑法律体系的众多部门法中的一个部门法而已，更多的是其它的部门法，如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等，我们依法治国靠的也正是这诸多法律的综合运用。刑法是“后盾法”，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刑法失去作用，整个法律体系就会随之崩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刑法手段才不能被经常地或普遍地使用，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多依靠的是其他的部门法。如果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再动辙希望用刑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达到真正的法治文明了。


1 据报道，某省体育局领导针对“黑哨事件”向媒体谈了些个人看法。他的话里，有两点非常引人注目，一是说，“迄今为止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中，我只相信阎世铎一个人”；二是大声疾呼司法对足球腐败的介入。这两点看起来并没有冲突之处，但是细加推敲，却不难看出有关领导乃至大多数足球界人士内心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既希望中国足协里有“清官”，他高举“尚方宝剑”就能把足球腐败彻底清除，同时，又看到了“人治”是多么的软弱和靠不住，因而呼唤法律的“外援”。
2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
3 一位良心发现的“黑哨”在其忏悔信中写到："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已，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与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足球市场的竞争环境已经到了不规制不行的程度。
4 这些权力包括：（1）询问被检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者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其他资料。（2）查询、复制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协议、账册、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3）必要时可以责令被检查人说明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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