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毛建平

大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墨西哥又紧随其后制定了《公务员职责法》。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挪威、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发达国家都先后制定了类似的道德法典 。纵观世界各国关于从政道德的立法，内容主要包括：必须申报财产，将个人财务分开；限制公职以外的活动；不得以公职谋取私利；禁止不正当使用国家财产和政府未公开的信息；严禁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回避；离职限制等等。我国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约束党政干部的行为准则，诸如关于党政干部的生活待遇、个人收入申报、禁止经商、接受礼品的限制、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领导干部亲属不得在本地区外资企业中担任重要职位、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等规定。这些规定有助于党政干部的道德自律和他律，但还有待采取坚决措施，从严执行。
再次，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公正司法。
司法是匡扶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体现一个国家政治文明、法治文明的窗口。在现代社会，法治的实践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司法上。立法只不过是将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归纳抽象为一般的、普遍的、非人格化的规范，而司法则是将这些抽象的规范运用于具体的案件中，赋予具体的个案真正实体化的规范效果。因此，司法对法律的适用是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关键的。相当多的社会公众，甚至把司法理解为法治的全部内容。美国学者范德比特指出，“在法院而不在立法部门，我们的公民最初接触到冷峻的法律边缘……如果他们失去了对法院工作的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会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 公正，是对司法的基本要求。惟有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有权威，社会才能安宁稳定，人民才有最后的依靠；司法不公，则必然导致冤无处伸，理无处诉的情况，社会将完全丧失对法律的信任。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二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实体公正以程序公正为前提，程序公正以实体公正为依归。没有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就会毫无价值，而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就会成为泡影。
（三）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实现守法自觉化。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他还指出，“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强制不能成为人们守法的根本资源——这是守法自觉化的必要要求。要实现守法的自觉化，除了有良好的法律，执法者也遵守法律等条件外，还需要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得到实质性的提高。江泽民同志指出：“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会形同虚设。” 如果没有现代法律观念，没有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围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实现。而要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
四、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绝非易事。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模式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没有经过从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没有像西方那样从文艺复兴兴起的几百年的资产阶级民主法制思想的塑造过程。中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决定了我国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一开始就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一些特点，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特殊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主要体现在：
其一，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传统十分发达的国家。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

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在中国，人治观念及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从两千多年前法家的“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到新中国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都赤裸裸地宣扬法是统治阶级镇压的工具，是“专政”的工具。在今天，这种“工具论”仍大有市场，并影响到立法、执法及司法过程。从近几年来立法的情况看，政府管理的法律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法律的出发点与法治、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随处可见的“依法治市 ”、“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等口号中，我们很少看到社会对政府权力的法律约束，主要是政府权力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如何消除传统观念的消极影响，树立起现代民主的、法治的观念，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极其艰难的过程。
其二，现实发展的难题。中国是一个后发达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建设政治文明的双重任务。对于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发展经济和建设政治文明并非可以同时并举，因为经济发展要求的是集权化和政治管理的灵活性，而政治文明要求的是分权化和政治变动的制度化，二者具有相反的制度要求。“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使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经济的权威主义战略模式。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政党和强大的政府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勿庸置疑的。卢西恩·派伊指出：“发展和现代化面临的问题，都渊源于能否建立起更有效、更灵活、更复杂和更合理的组织……鉴别发展的最终试金石在于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和维系庞大、复杂、灵活的组织形式。” 亨廷顿也认为：“基本法至上以及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社会和政治的根本变革源于人们有目的行动。因此，权威必须属于人而不能属于不变的法。此外，人们必须拥有权力以实施变革。因此，权威必须集中于某些坚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 经济发展要求政府管理高效、有权威，要求扩大政府权力。显然，这与建设政治文明、法治国家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如前所述，法治要求限制政府权力，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必然妨碍政府的管理效率。在变革时代，政府所实施的每一重大改革措施往往都突破了法律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就意味着变法。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树立起在法律框架内改革的意识。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惜牺牲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这种做法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极为不利的。既要努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保证政府管理的有效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无疑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三，政治体制的弊端。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在计划经济时期得到全面建立和巩固。这种体制表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上，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里最根本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的过分集中，主体要体现在：在党政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在上下级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在各级党政部门内部，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者个人。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总之，我们选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主要是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发展的需要，在选择的动机上明显具有实用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主要是政治领导人物民主法治意识提高的结果。“由最高领导人的民主政治意识来决定中国治国思想和治国方式的作法，本身就可以说是人治的反映和体现。”“依法治国本来应当在民主基础上依靠法制和制度

《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毛建平(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