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王一怀
人会认为这一程序赋予控诉方以优越于被告方的不公平地位”〔10〕。最后，议会修改了《刑法典》，废除了“靠边站”程序，但同时规定控诉方有与被告相同的要求陪审员绝对回避的权利。
（三）“有因回避（challenges for cause）”。加拿大法官无权以存有偏见为理由解除陪审员的职责。如果法官在公开的庭审中裁定，陪审员在待审的案件中有个人利益，与案件的法官或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证人有个人关系，或个人生活困苦或有残疾，可以免除其职责〔11〕。但《刑法典》规定，对于以公正为由的要求陪审员“有因回避”的，应由两名外行人担任测验者（trier）来决定，其程序是：随机选取两名外行人（候选陪审员）组成小陪审团，由其对被要求回避的陪审员是否公正作出裁决。当一位公正的陪审员被选出后，该陪审员就成为下一位陪审员的测试者，新选出的陪审员接着便替代原来的测试者，一直至十二位陪审员全部选出〔12〕。
法官在是否同意回避以及决定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方面起关健作用。由于法律假定陪审员是公正的，因此排除这一假定的举证责任便落在请求回避的当事人身上。实践中，这一举证责任几乎总是由被告方承担。但证明标准较低，即：只需要证明“事实的外观(air of reality)”或“现实的可能（realistic potential）”〔13〕。提出的证据可以是报纸上的文章、了解社区情况的人所作的证词，以及社会科学家发表的专家意见，有时候还可以是为了案件的目的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法官有责任对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的形式进行严格的控制。在R. v. Hubbert一案中，法官特别强调指出，“有因回避的目的，并不是为查明被召集到庭的陪审员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如他的人格、信仰、成见，喜好等。〔14〕”典型的做法是，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有数量的限制，一般为一至二个问题，而且要求只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提问的问题要事先用书面写出来并交由法官批准。问题必须直接针对陪审员的心理状态提出，并由要求回避的一方当事人的律师进行提问。例如，陪审员可能会被问到：
“正如法官将会告诉你的，在决定公诉人对被告的指控是否得到事实支持时，陪审员必须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对证人的证据作出判断：
（1）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涉及到可卡因和其它毒品犯罪而受到影响？
（2）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本案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被告是一名牙买加移民而死者是一位白人而受到影响？〔15〕”
一般情况下，法官不允许对陪审员答案背后的推理作进一步的探究。测试者根据陪审员作出的“是”或“不是”答案来确定陪审员能否公平和公正。
如果案件涉及审前宣传，法官可以允许提出额外的问题。如在R. v. Lesso一案中，法官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与他人讨论过这个案件吗？如果答案是‘是’，你对于被告有罪或无罪的问题发表过意见吗？如果答案为‘不是’，你对被告有罪或无罪有了观点吗？如有，你的观点是什么？〔16〕”
在加拿大，有因回避的争论主要是涉及“一般偏见”。自上世纪七十年来以来，有些地方的法官已经认识到种族偏见的存在并允许就此提出有因回避。在R. v. Parks一案中，渥太华上诉法院就认为，涉及毒品交易、犯有二级谋杀罪的黑人被告应该有权以陪审员不公正为理由申请其回避，而不必证明存在实际的偏见〔17〕。但在涉及加拿大土著人（印第安人）抢劫案的R. v. Williams一案中，法院驳回被告的申请，认为尽管广泛存在着对土著居民的偏见，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偏见与本案陪审员公正地裁决的能力之间存在联系，而且，陪审员在法官的适当指导下可以做到公正〔18〕。
（四）“改变审判地点（changes of venue）”。普通法的基本规则是审判应在犯罪的发生地进行，加拿大至今仍遵循这一原则。但加拿大《刑法典》规定，如果为了实现司法目的的便利，被告或控诉方可以申请改变审判地点〔19〕。这一条规定是为了便利于当事人或其它事项，包括社区中的主要人群受到偏见的“污染”、公正审判无法进行的情况。其标准是，有情况表明存在“不公正或成见的合理可能性”〔20〕。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是一种比有因回避更为严格的而且也是最后的救济方法。
改变审判地点申请人的举证责任本质上与有因回避相类似，可以是书面证据，口头证据，或专家证言。在一些案件中，专家证言的根据是在相关社区或可比性的社区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五）“法官独立审判（trial by jury alone）”。根据加拿大《刑法典》规定，某些犯罪（如谋杀）的被告必须由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判。但《刑法典》也规定，如果被告方和控诉方一致同意，也可以改为由法官独立审判〔21〕。在R. v. McGregor一案中，被告被控在渥太华议会大厦附近的街上谋杀其妻，而谋杀行为刚好发生在蒙特利尔市一宗集体杀害数名女大学生的凶杀案一周年的时候。新闻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并将其与“蒙特利尔屠杀案”联系起来。被告方辨称无罪，并希望由法官独立审判。控诉方不同意，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才是合适的救济方法。被告提供了两位专家的调查数据，表明社区中不但存在极大的偏见，而且还有实质性的一般和特定证据，证明无法公正对待被告。根据加拿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给予法律上的救济。因此，法院批准由法官独立审理该案〔22〕。
四、结论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是加拿大陪审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首先，它是与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所追求的价值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是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但有加拿大学者指出，“加拿大法官己经常常表示出拒绝美国式的做法，而且在最近的过去里，倾向于主要地从英国的判例法中寻求指导。〔23〕”而一般认为，美国的陪审制度，新闻自由的价值优先于审判公正的价值；英国的陪审制度，审判公正价值优先于新闻自由的价值〔24〕。因此，加拿大这种做法可以认为是对陪审制度中的审判公正价值的追求和侧重。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辛普森案（Simpson case）”
其次，加拿大对审前偏见的程序救济主要是在判例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陪审制度主要依赖于制定法的规定，但关于审前偏见的规则主要是在司法判例中产生。例如，由公诉人对陪审员行使的“靠边站”回避程序，先是由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后，才由议会在修改刑法典时予以废除，代之以与被告拥有相同次数的绝对回避请求权。有关对审前偏见的其它规定，也大多在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如一般偏见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后来由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加以承认。此外，与判例法依据社会发展情况而发展变化的特点相适应，有关审前偏见救济的规则也是处于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例如，“有因回避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的程序救济方法”〔25〕。加拿大法官认为，“加拿大的社会情况在变化之中，因此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来促进公平审判的法律目标的实现并培育社会大众对公正的信念〔26〕”。由此可见，加拿大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则，既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是通过判例发展和完善起来。
再次，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体现了对公正审判价值的重视，也是判例法对陪审制度的完善，其经验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讨论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问题，尽管人民陪审制与加拿大的陪审团制很不相同，但陪审制作为人类社会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文明，其合理的成分仍具有为我们借鉴、吸收的价值。因此，加拿大的审前偏见救济制度中的合理内容，完全可以在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予以借鉴和吸收。
注释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王一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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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因回避（challenges for cause）”。加拿大法官无权以存有偏见为理由解除陪审员的职责。如果法官在公开的庭审中裁定，陪审员在待审的案件中有个人利益，与案件的法官或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证人有个人关系，或个人生活困苦或有残疾，可以免除其职责〔11〕。但《刑法典》规定，对于以公正为由的要求陪审员“有因回避”的，应由两名外行人担任测验者（trier）来决定，其程序是：随机选取两名外行人（候选陪审员）组成小陪审团，由其对被要求回避的陪审员是否公正作出裁决。当一位公正的陪审员被选出后，该陪审员就成为下一位陪审员的测试者，新选出的陪审员接着便替代原来的测试者，一直至十二位陪审员全部选出〔12〕。
法官在是否同意回避以及决定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方面起关健作用。由于法律假定陪审员是公正的，因此排除这一假定的举证责任便落在请求回避的当事人身上。实践中，这一举证责任几乎总是由被告方承担。但证明标准较低，即：只需要证明“事实的外观(air of reality)”或“现实的可能（realistic potential）”〔13〕。提出的证据可以是报纸上的文章、了解社区情况的人所作的证词，以及社会科学家发表的专家意见，有时候还可以是为了案件的目的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法官有责任对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的形式进行严格的控制。在R. v. Hubbert一案中，法官特别强调指出，“有因回避的目的，并不是为查明被召集到庭的陪审员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如他的人格、信仰、成见，喜好等。〔14〕”典型的做法是，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有数量的限制，一般为一至二个问题，而且要求只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提问的问题要事先用书面写出来并交由法官批准。问题必须直接针对陪审员的心理状态提出，并由要求回避的一方当事人的律师进行提问。例如，陪审员可能会被问到：
“正如法官将会告诉你的，在决定公诉人对被告的指控是否得到事实支持时，陪审员必须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对证人的证据作出判断：
（1）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涉及到可卡因和其它毒品犯罪而受到影响？
（2）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本案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被告是一名牙买加移民而死者是一位白人而受到影响？〔15〕”
一般情况下，法官不允许对陪审员答案背后的推理作进一步的探究。测试者根据陪审员作出的“是”或“不是”答案来确定陪审员能否公平和公正。
如果案件涉及审前宣传，法官可以允许提出额外的问题。如在R. v. Lesso一案中，法官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与他人讨论过这个案件吗？如果答案是‘是’，你对于被告有罪或无罪的问题发表过意见吗？如果答案为‘不是’，你对被告有罪或无罪有了观点吗？如有，你的观点是什么？〔16〕”
在加拿大，有因回避的争论主要是涉及“一般偏见”。自上世纪七十年来以来，有些地方的法官已经认识到种族偏见的存在并允许就此提出有因回避。在R. v. Parks一案中，渥太华上诉法院就认为，涉及毒品交易、犯有二级谋杀罪的黑人被告应该有权以陪审员不公正为理由申请其回避，而不必证明存在实际的偏见〔17〕。但在涉及加拿大土著人（印第安人）抢劫案的R. v. Williams一案中，法院驳回被告的申请，认为尽管广泛存在着对土著居民的偏见，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偏见与本案陪审员公正地裁决的能力之间存在联系，而且，陪审员在法官的适当指导下可以做到公正〔18〕。
（四）“改变审判地点（changes of venue）”。普通法的基本规则是审判应在犯罪的发生地进行，加拿大至今仍遵循这一原则。但加拿大《刑法典》规定，如果为了实现司法目的的便利，被告或控诉方可以申请改变审判地点〔19〕。这一条规定是为了便利于当事人或其它事项，包括社区中的主要人群受到偏见的“污染”、公正审判无法进行的情况。其标准是，有情况表明存在“不公正或成见的合理可能性”〔20〕。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是一种比有因回避更为严格的而且也是最后的救济方法。
改变审判地点申请人的举证责任本质上与有因回避相类似，可以是书面证据，口头证据，或专家证言。在一些案件中，专家证言的根据是在相关社区或可比性的社区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五）“法官独立审判（trial by jury alone）”。根据加拿大《刑法典》规定，某些犯罪（如谋杀）的被告必须由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判。但《刑法典》也规定，如果被告方和控诉方一致同意，也可以改为由法官独立审判〔21〕。在R. v. McGregor一案中，被告被控在渥太华议会大厦附近的街上谋杀其妻，而谋杀行为刚好发生在蒙特利尔市一宗集体杀害数名女大学生的凶杀案一周年的时候。新闻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并将其与“蒙特利尔屠杀案”联系起来。被告方辨称无罪，并希望由法官独立审判。控诉方不同意，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才是合适的救济方法。被告提供了两位专家的调查数据，表明社区中不但存在极大的偏见，而且还有实质性的一般和特定证据，证明无法公正对待被告。根据加拿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给予法律上的救济。因此，法院批准由法官独立审理该案〔22〕。
四、结论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是加拿大陪审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首先，它是与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所追求的价值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是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但有加拿大学者指出，“加拿大法官己经常常表示出拒绝美国式的做法，而且在最近的过去里，倾向于主要地从英国的判例法中寻求指导。〔23〕”而一般认为，美国的陪审制度，新闻自由的价值优先于审判公正的价值；英国的陪审制度，审判公正价值优先于新闻自由的价值〔24〕。因此，加拿大这种做法可以认为是对陪审制度中的审判公正价值的追求和侧重。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辛普森案（Simpson case）”
，预审和整个审判过程由电视转播，审判期间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在加拿大，对于同样引起公众关注的“本那多案（R. v. Bernardo）”，媒体对案件审判过程的报道受到了限制，以防止陪审员受到舆论和其它来源的偏见的“污染”。所以，审前偏见救济制度，是与加拿大防止陪审员在审判前受到新闻媒体和其它来源偏见的“污染”、重视审判公正价值的努力一脉相承。
其次，加拿大对审前偏见的程序救济主要是在判例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陪审制度主要依赖于制定法的规定，但关于审前偏见的规则主要是在司法判例中产生。例如，由公诉人对陪审员行使的“靠边站”回避程序，先是由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后，才由议会在修改刑法典时予以废除，代之以与被告拥有相同次数的绝对回避请求权。有关对审前偏见的其它规定，也大多在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如一般偏见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后来由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加以承认。此外，与判例法依据社会发展情况而发展变化的特点相适应，有关审前偏见救济的规则也是处于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例如，“有因回避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的程序救济方法”〔25〕。加拿大法官认为，“加拿大的社会情况在变化之中，因此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来促进公平审判的法律目标的实现并培育社会大众对公正的信念〔26〕”。由此可见，加拿大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则，既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是通过判例发展和完善起来。
再次，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体现了对公正审判价值的重视，也是判例法对陪审制度的完善，其经验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讨论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问题，尽管人民陪审制与加拿大的陪审团制很不相同，但陪审制作为人类社会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文明，其合理的成分仍具有为我们借鉴、吸收的价值。因此，加拿大的审前偏见救济制度中的合理内容，完全可以在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予以借鉴和吸收。
注释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王一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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