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完善刑事执行法制的基本思路

法律环节。这意味着三层涵义：(1)要充分发挥刑事法的规制作用，应注意行刑法的前位因素——刑罚适用。通过改变刑罚板结的法律现象，对行刑制度进行外部性的有效救济，即关注刑事法的一体化；(2)实现在不同刑种、刑度、以及刑罚与非刑罚方式的有机联结，须用清晰的设计思想构架行刑法律的具体内容和程序，即关注行刑一体化；(3)在行刑制度发展定型情况下，对有关法律进行解构和重组并非上策。着眼于行刑法律中的薄弱环节，突出对非监禁刑执行的立法，细化监禁刑法律内容，实现刑法体系的平衡，可能更有价值。具体地说：
　　1、行刑立法应有所不为。即保留现有的法律格局，用旧瓶装新酒。法律包括行刑法代表了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它更多地表现为制度经验的结果。
　　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从根本上说，法治响应的是社会生活，是社会的产物，并作为整体来说是功利性的，而不是超验的。”（注：苏力等：学问中国．[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172。）这里法治主要是指法制度。同样，行刑活动要适应社会需要，实际就是刑罚实现的过程，它是通过刑罚机制的总体协调取得刑事法预期效益的过程。（注：张绍彦：行刑变革与刑罚实现．[M]．法律出版社．1999．95。）因此，它首先得必须保持行刑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和变应性，并把这种变应建立在制度实验和稳定运行的基础上。既然“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所关注的是建构人的行动或行为的模式，而且只有使今天的行为与昨天的行为相同，才能确立起这种模式……因而法律必须巧妙地将过去与现在勾结起来，同时又不忽视未来的迫切要求。法律中的许多变化都是缓慢的而又渐进发生的……法律秩序中受到影响的部分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而其原有结构的大部分则仍保持不变。”（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行刑法制度的发展作为一个新旧因素转换和整合的过程，同样需要在维护凝聚法制传统与适变间保持某种平衡。
　　具体地说，行刑法的完善应保持它现有的外在形式，然后再根据财产刑、死刑、非监禁刑与监禁刑的各自特点，分别用监狱法、限制自由有关规定、罚金执行细则等单行性法规，来规制行刑活动。目前采取统一立法途径来改变现有的法律架构，还缺乏足够的理由。第一，我们至今还没有清晰地看到统一立法的实际价值。因为再完善的行刑法都只是局部性立法，它不可能涉及刑罚结构的合理调整，面对刑法对现有刑罚结构的固化，以及非监禁刑适用极低的现实，可供行刑立法选择的空间相当有限。而作为规范社会生活迫不得己的方式，刑罚执行固守着自己的狭小领域，行刑法在刑事法整体运行中所表现出的某种次动性，就更为直观。在这个意义上看行刑法具有保守性。因此，试图用统一的行刑立法实现刑事法重心向行刑阶段的转移，可能是过于乐观的预测。第二，我国行刑法律格局处于自发性状态，它源自社会生活，是基于对犯罪的本能反映，两者决定了其原始合理性，即执法便利。构建行刑法体系以执法便利为由是无可厚非的，它所形成的法律惯势正是法治持续推进的表现。而且法律经验的积累，社会法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一种与社会生活相亲合的行刑模式。第三，行刑立法要想在实质上突破原有的法律框架，单靠理论预设是不够的，法律经验的积累和刑罚技术的综合运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实践环节。而在目前监狱法与其他刑事执行法内容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统一立法的技术条件并不成熟。
　　2、行刑立法应有所为。它重在解决行刑的瓶颈问题——监禁刑执行和非监禁刑执行中具体细节性内容与相关程序的完善。
　　笔者深信，行刑法律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操作性，能够活化于社会生活之中，而不在于必须有统一的独立的法律形式。即衡量立法的有效尺度是“立法的目的、实施手段与规范作用结果能够实现协调一致，法律能得到最经济、最便利的实施。（注：李晓安、曾敬：法律效应探析[J]．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外的立法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发。目前除俄罗斯等极个别国家制订了统一的刑法典外，多数国家并没有刻意追求其立法形式的统一，即使一些属于大陆法系的发达国家，也通常是沿袭传统做法，行刑法内容与程序均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和其他单行性行刑法规中。而事实表明，这种立法形式上的相对保守，并没有影响到行刑多元化发展，阻碍刑事执行成为整个刑罚过程中最活跃阶段。原因在于其行刑的法律细节较为完善，有关程序规定系统而明确。其中刑罚执行中的变更规定显得较为灵活。反而就新近颁布行刑法典的国家而言，其法律实效的准确评价还有待时日。
　　在我国，行刑法一直是刑事立法的薄弱环节，从表象上看是缺乏一种法典形式，其实不然。深究其因我们会发现：(1)管制刑因执行内容过于空泛而形同虚设，(2)有关罚金刑适用的法律规定相当粗糙，以及罚金与自由刑执行技术的综合运用缺乏法律支持。(3)居于我国刑罚中心的监禁刑，一直处于固化状态。比如除减刑、假释外，监禁刑的变更执行基本上取决于受刑人的受刑能力，而不是他的悔改程度，加上人们对假释适用的保守态度，以及减刑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导致其整个行刑法处于低水平运行。具体结果是短期徒刑犯的重犯率高居不降，长刑犯的增多导致行刑成本的急剧上升，受刑人重新犯罪率与社会犯罪率呈现超常规的正增长现象。可见我们目前需要的不是提高行刑立法规格，而是要给予有关司法部门一个制度实验的空间，即给予其更大的自主性，使其得以及时积累行刑经验，详化行刑的技术环节。
　　我们应当还记得《监狱法》颁行所带来的立法体验，当时人们曾对它的颁行抱以厚望，认为这标志着监狱文明化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事实上却是它更迫切地提出了监狱改革的需要问题，而且把监狱行刑的具体执行内容与有关程序的完善，一再凸现出来。可见行刑法律的建立完善应放在以下方面：(1)尽快制订监狱法实施细则，对减刑的双向运用、罪犯行为规范、罪犯生活管理制度、罪犯权利保护的程序设置、分类处遇制度、青少年犯的矫治等进行具体规制；(2)对管制刑的惩罚力度进行合理界定，建立管制刑与徒刑的转处程序，用提高其适用率来推动行刑社会化发展；(3)继续详化假释、缓刑执行、监外执行管理监督办法；(4)拟制罚金刑的适用、其与自由

刑互换条件、程序等试行性法律规定等。
　　3、以退为进。用分散性立法方式，为行刑制度的调整提供主动性、自主性选择的余地。
　　我们应当看到：“当代中国，即有传统社会转为现代社会的问题，又有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问题，同时中国又面临着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而世界已经出现后现代征象，这样，改变开放的中国就面对着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注：易天魁：中国社会发展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面对这一时空压缩的大背景，行刑法律的构建显然须有前沿意识。而放弃统一的立法方式，就是让我们在完善法律内容与程序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因为以监狱法为主干来统一行刑法，明显不可取。
　　尽管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根据我国现实条件与需要，用非监禁刑替代监禁刑、非刑罚化方式替代刑罚等，都不是中国行刑发展的路径。但监禁刑并非不可松动，至少非监禁刑执行的法律成份，应在行刑法结构比重上与前者对等。因为监狱的相对谦抑，无论从刑罚的综合成本考虑还是其被大多数国家认同上说，都存在着事实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不以现有监狱法为主干，统一的行刑法又很难与我国行刑现状相适应。足见，与其为维系统一的立法形式，我们被迫舍弃行刑法律的细节性内容，不如借势于分散性立法，逐步调整刑事司法权力间的关系，在刑罚机制运行中形成权力的杠杆，去构架制度上的一体化。
　　三、通过刑事司法权的调整，启动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
　　突出裁判权对行刑阶段的介入，启动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这是本文对刑事司法权进行合理配置的基本立场。它与主张强化执行部门的权力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知道司法权是存在于国家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社会与个人之外的中立力量，它由此载现社会公正，简称司法独立。而刑事司法权作为权力整体，不仅在结构上集合了各种组织因素，在功能上还应具备有机体的所有活力和潜能，加上它相对立法权、行政权存在的独立性，表明这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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