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市当前存在的问题之源：股市的制度变迁方式
，这一机制也会如在西方国家一样慢慢发展成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由于经济发展轨道的转轨，这种机制已经开始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模式。但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等待其慢慢地发展起来，原因在于：
（1）由于此时信息传播技术和途径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国外成熟股市的研究而获得相关的理论并把它用于我国股市的发展，从而加快发展的速度；
（2）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我们缓慢地发展经济；
（3）建国后几十年的经济积累，使我们拥有规模宏大的存量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逐渐失去国家的直接资金资助，必须通过市场手段获得发展的资金。市场手段主要是银行贷款。但由于当时的银行是属于国有，贷款额度受国家计划控制，企业贷款困难，因此，需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
（4）当时我国是属于供给不足，资本短缺的经济。同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增长较快，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在比例上却在逐渐下降。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把居民收入引入投资的渠道，以增加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本。
但当时股市发展的环境存在欠缺：
（1）市场发育还处在起步阶段，人们在计划经济中形成的观念不能马上转变过来，对市场经济中的新事物认识粗浅，对股票更是知之甚少；
（2）股市发展需要的法制环境基本没有，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
（3）股市是由信用支撑起来的，而当时人们对信用的认识还处在模糊状态；
（4）当时的股份公司极少并且公司制度不健全。
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制约了股市的发育，如果在短期内全凭市场本身来完善股市发育的环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本身是一个被束缚得很紧的市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政府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对股票机制进行规范。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初期，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以地方监管为主，主要表现为由各地政府和省级人民银行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发布规定和进行管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央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颁布的法律法规也逐渐增多。
事实上我国的证券市场建设到现在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国家曾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走过的历程，发展可谓神速，这既得益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有赖于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因此，通过政府的努力，我国在市场本身还不具备建立较高层次的股市的情况下，以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形式构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框架。尽管市场中存在诱致性因素，但中国股市制度主要是由政府通过拖着市场走的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强制性因素占主导地位。
二、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股票和股市制度是在市场极不健全的情况下，由政府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建立的。作为制度仿效者，制度的框架由政府搭建，这种框架是否适应市场的需要决定于制度制定者的主观意识与市场发展实际的契合度。现实中，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刚性、官僚主义以及集团利益的冲突，这种框架在盛装市场时往往显得不饱满和不规整。
（一）工具主义色彩浓厚
制度层面的工具主义意指制度的制定者在创设新的制度时关注的是新制度的现时的有效性，把新制度当着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关注其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其最大特点是：1. 割裂手段和目的的辨证关系；2. 割裂新制度各个功能的辨证统一关系,专注于其中的一两个功能,本末倒置；3.不去分析新制度所需的其他制度环境以及新制度的真实价值所在。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是属于落后之列，如果想赶超先进，工具主义将随时伴随着我们。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路径依赖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常有现象。不管是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其特有的路径。作为落后国家，其发展路径在效率上相对与先进国家有差距，根据路径依赖原理，如果其发展出的新制度要想和传统的制度相协调，必然要沿着原来的路径发展，而原来的路径却是低效率的。落后国家要想走上高效率的发展路径，其制定的具有高效率功能的新制度必然和原有路径下的旧制度有冲突。而旧的制度体系在社会中已是根深蒂固，要想在短期内大范围地突破它的体系框架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前苏联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落后国家只好有选择地发展新的高效率的制度，即利用新制度的一两个功能，而不全盘吸纳。因此，工具主义将是其不得不采取的方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建设，并且进行市场经济的探索。那时我国处在供给不足、资金短缺的经济现状。企业的市场空间很大，但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很少，缺乏发展所需的资金。由于发行股票是一种不用偿还本金的融资方式，股票持有者是否获得股息还视股份公司的经营效果，在企业看来，这是很好的融资方式；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多，也有投资的需求。这些因素促成了股市的产生与发展。但当时从政府到民间，均把股市当着筹资的方式，而没有注重其配置资源和投资的功能，没有注重配套制度的建设。结果把众多不具发行股票的国有企业送到了股市中，实行中国特有的股票种类的划分，即把股票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实行同股不同价的政策。这是典型的工具主义，当市场缺资金时，就利用股市的筹资功能，而不关注股市的配置资源和投资的功能以及与相关制度的协调。虽然如此，但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非常迅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筹集了庞大的资金，也培育了规模较大的股市产业，这说明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对的。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初期就把相关制度制定完备，原因在于：（1）上层建筑还不能满足股市健康发展的需要；（2）人才缺乏，研究不够；（3）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痼疾太多太深，制度建设的阻力太大；（4）法制建设和信用制度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却不允许在经济发展上停止脚步去等待。由于现实中存在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因此必须找到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当时企业缺乏发展的资金，因此借用股市的筹资功能就成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手段。寻找突破口的
工具主义既是缺陷，也是我国股市发展的动力。
（二）“尾大不掉”制约了股市的发展
我国股市在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掩盖不了留在后面的未得到梳理的众多难题，这些难题就象一条沉重的尾巴，拖住了股市前进的步伐。这也是实行工具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工具主义看重一时的效率，寻求的是突破口，把难题暂时搁置，在配套制度的建设上没能跟上，最终这些难题会极大地阻碍效率的发挥，近期股市的低迷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这些难题包括：
1. 股权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股市发展的初期，由于市场中的规模以上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因而能够上市发行股票的只有国有企业。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担心国有资产的流失，人为地把股份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国有股占控股地位，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并且实行同股不同价，国有股的发行股价远低于社会公众股的发行股价，但各股却在分享股息时具有相同的权利，这完全违背了同股同价和同股同权的原则。由于国有股占控股地位，控制了公司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企业的管理者成了国有股东的代言人。而国家对国企管理者的工作成果的评价标准是规模的大小，而不是赢利能力的高低，这就刺激管理者好大喜功，不断增发股票，敛集资金，导致企业赢利能力低下，流通股价不断下挫，流通股股东利益受损。同时，由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公司治理效果差。
2. 股市中行政化趋势严重。
中国具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专制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很深，因此，政府的威严对大众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的，对政府行为的置疑和监督就变得很苍白。在民间，公民缺少自治的理念，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麻烦事时，最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解决，而不去考虑通过民间形式加以解决。殊不知，当我们把权利让度给政府时，经过转化就变成了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权力，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让度得越多，回报民众的就是更多的约束自由的政府权力，把原有的自由空间变成了僵硬的磐石。因此，在我国的股市中，行业协会没能担起自律的职责，几乎事事都由证监会包办，甚至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的高管人员都由证监会指定，这些高管人员还被纳入行 《我国股市当前存在的问题之源：股市的制度变迁方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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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此时信息传播技术和途径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国外成熟股市的研究而获得相关的理论并把它用于我国股市的发展，从而加快发展的速度；
（2）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我们缓慢地发展经济；
（3）建国后几十年的经济积累，使我们拥有规模宏大的存量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逐渐失去国家的直接资金资助，必须通过市场手段获得发展的资金。市场手段主要是银行贷款。但由于当时的银行是属于国有，贷款额度受国家计划控制，企业贷款困难，因此，需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
（4）当时我国是属于供给不足，资本短缺的经济。同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增长较快，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在比例上却在逐渐下降。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把居民收入引入投资的渠道，以增加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本。
但当时股市发展的环境存在欠缺：
（1）市场发育还处在起步阶段，人们在计划经济中形成的观念不能马上转变过来，对市场经济中的新事物认识粗浅，对股票更是知之甚少；
（2）股市发展需要的法制环境基本没有，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
（3）股市是由信用支撑起来的，而当时人们对信用的认识还处在模糊状态；
（4）当时的股份公司极少并且公司制度不健全。
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制约了股市的发育，如果在短期内全凭市场本身来完善股市发育的环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本身是一个被束缚得很紧的市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政府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对股票机制进行规范。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初期，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以地方监管为主，主要表现为由各地政府和省级人民银行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发布规定和进行管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央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颁布的法律法规也逐渐增多。
事实上我国的证券市场建设到现在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国家曾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走过的历程，发展可谓神速，这既得益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有赖于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因此，通过政府的努力，我国在市场本身还不具备建立较高层次的股市的情况下，以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形式构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框架。尽管市场中存在诱致性因素，但中国股市制度主要是由政府通过拖着市场走的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强制性因素占主导地位。
二、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股票和股市制度是在市场极不健全的情况下，由政府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建立的。作为制度仿效者，制度的框架由政府搭建，这种框架是否适应市场的需要决定于制度制定者的主观意识与市场发展实际的契合度。现实中，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刚性、官僚主义以及集团利益的冲突，这种框架在盛装市场时往往显得不饱满和不规整。
（一）工具主义色彩浓厚
制度层面的工具主义意指制度的制定者在创设新的制度时关注的是新制度的现时的有效性，把新制度当着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关注其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其最大特点是：1. 割裂手段和目的的辨证关系；2. 割裂新制度各个功能的辨证统一关系,专注于其中的一两个功能,本末倒置；3.不去分析新制度所需的其他制度环境以及新制度的真实价值所在。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是属于落后之列，如果想赶超先进，工具主义将随时伴随着我们。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路径依赖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常有现象。不管是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其特有的路径。作为落后国家，其发展路径在效率上相对与先进国家有差距，根据路径依赖原理，如果其发展出的新制度要想和传统的制度相协调，必然要沿着原来的路径发展，而原来的路径却是低效率的。落后国家要想走上高效率的发展路径，其制定的具有高效率功能的新制度必然和原有路径下的旧制度有冲突。而旧的制度体系在社会中已是根深蒂固，要想在短期内大范围地突破它的体系框架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前苏联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落后国家只好有选择地发展新的高效率的制度，即利用新制度的一两个功能，而不全盘吸纳。因此，工具主义将是其不得不采取的方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建设，并且进行市场经济的探索。那时我国处在供给不足、资金短缺的经济现状。企业的市场空间很大，但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很少，缺乏发展所需的资金。由于发行股票是一种不用偿还本金的融资方式，股票持有者是否获得股息还视股份公司的经营效果，在企业看来，这是很好的融资方式；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多，也有投资的需求。这些因素促成了股市的产生与发展。但当时从政府到民间，均把股市当着筹资的方式，而没有注重其配置资源和投资的功能，没有注重配套制度的建设。结果把众多不具发行股票的国有企业送到了股市中，实行中国特有的股票种类的划分，即把股票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实行同股不同价的政策。这是典型的工具主义，当市场缺资金时，就利用股市的筹资功能，而不关注股市的配置资源和投资的功能以及与相关制度的协调。虽然如此，但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非常迅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筹集了庞大的资金，也培育了规模较大的股市产业，这说明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对的。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初期就把相关制度制定完备，原因在于：（1）上层建筑还不能满足股市健康发展的需要；（2）人才缺乏，研究不够；（3）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痼疾太多太深，制度建设的阻力太大；（4）法制建设和信用制度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却不允许在经济发展上停止脚步去等待。由于现实中存在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因此必须找到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当时企业缺乏发展的资金，因此借用股市的筹资功能就成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手段。寻找突破口的
过程也是采纳工具主义的过程。
工具主义既是缺陷，也是我国股市发展的动力。
（二）“尾大不掉”制约了股市的发展
我国股市在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掩盖不了留在后面的未得到梳理的众多难题，这些难题就象一条沉重的尾巴，拖住了股市前进的步伐。这也是实行工具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工具主义看重一时的效率，寻求的是突破口，把难题暂时搁置，在配套制度的建设上没能跟上，最终这些难题会极大地阻碍效率的发挥，近期股市的低迷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这些难题包括：
1. 股权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股市发展的初期，由于市场中的规模以上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因而能够上市发行股票的只有国有企业。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担心国有资产的流失，人为地把股份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国有股占控股地位，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并且实行同股不同价，国有股的发行股价远低于社会公众股的发行股价，但各股却在分享股息时具有相同的权利，这完全违背了同股同价和同股同权的原则。由于国有股占控股地位，控制了公司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企业的管理者成了国有股东的代言人。而国家对国企管理者的工作成果的评价标准是规模的大小，而不是赢利能力的高低，这就刺激管理者好大喜功，不断增发股票，敛集资金，导致企业赢利能力低下，流通股价不断下挫，流通股股东利益受损。同时，由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公司治理效果差。
2. 股市中行政化趋势严重。
中国具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专制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很深，因此，政府的威严对大众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的，对政府行为的置疑和监督就变得很苍白。在民间，公民缺少自治的理念，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麻烦事时，最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解决，而不去考虑通过民间形式加以解决。殊不知，当我们把权利让度给政府时，经过转化就变成了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权力，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让度得越多，回报民众的就是更多的约束自由的政府权力，把原有的自由空间变成了僵硬的磐石。因此，在我国的股市中，行业协会没能担起自律的职责，几乎事事都由证监会包办，甚至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的高管人员都由证监会指定，这些高管人员还被纳入行 《我国股市当前存在的问题之源：股市的制度变迁方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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