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司改革法案述评

报道的尺度和界限应当灵活掌握，既要防止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也要防止一些上市公司挥舞“新闻侵权”的大棒，影响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
　　诚然，无论是从法理还是实际来看，对媒体话语权的主张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的监督对象名誉权的诉求，并且媒体是否会为所欲为也并不是一个多余的担心。这就引出了对名誉权与话语权进行权衡和价值判断问题。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民法通则》第108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应当说，话语权和名誉权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中对两者的判断和操作应力求达到平衡，而不能过分强调某一方，有所偏颇。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则地“和稀泥”，而是应当与时代背景或者说历史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在前些年，中国证券市场处于成长期，股市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发展。在当时，发展才是硬道理，上市公司理应受到保护，名誉权自然更重要一些。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股市投机成分过多，违规交易泛滥，监管自然应放在首位。而且，媒体相对于上市公司又处于弱势地位，报道内容又关系到大范围人群的公共利益，维护新闻自由，积极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将更有利于市场公平秩序的营造，自然也就更为重要。因此，有学者指出，鼓励而不是阻吓批评，是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应当考虑的公共政策。名誉侵权诉讼不应当成为上市公司报复批评者的手段，鼓励和容忍批评是上市公司对整个社会应尽的义务。(注：参见方流芳：《关于上市公司名誉权诉讼的法律思考》，《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8月26日，第39版。)因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涉及公众利益，当报道的内容涉及公共利益时，媒体的言论权应当高于上市公司的名誉权。
　　

《美国公司改革法案述评(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