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减持：论国资的进退

和所有者代表机构应该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即某一级政府只有唯一的所有者代表机构，某一个代表机构只唯一行使本级政府的所有者职权。至于下设多少个总公司或控股公司实施经营管理（包括资本经营），那是属于资本纽带如何延伸的问题，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它与政资分开是不同层面的两个范畴。?

    股东权益在总公司（或控股公司）内沿子母公司的资本纽带逐级上交，首先用于解决公司内部的遗留问题。肥公司的盈余权益沿资本纽带上交所有者代表机构，用于解决瘦公司的遗留问题。在资本范围内仍然难于解脱的历史包袱，同级政府应出面协助。对于中西部地区政府在企业脱困中的为难之处，中央政府应加以援手。这是在分级所有、政资分开的前提下，解决“国企”历史遗留问题的责任顺序。?

    3.为解决两大负债打下制度基础

    国企的资产负债率过高， 企业间应付不付应收难收形成庞大的三角债，国有银行的坏账居高不下，现有投融资体制还在继续加剧这种状况，这些都是显性负债问题。老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缺口很大，这是隐性负债问题。政府资本的这两大负债具有积累性，今天的严重局面是过去几十年的积累，如果不能标本兼治，必将形成今后更严重的积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实在是不仅危及经济稳定、而且危及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是政府在结构调整中必须解决的大事。

    从分级所有的角度来审视，政府资本在两大负债中具有“负盈不负亏”的特性，并由此而造成互相侵犯权益的事实。

    中央资本负盈不负亏集中表现在隐性负债问题上。在资产重组时只组织尚属优良的资产，而把困难企业置于不顾，实则是推给了地方政府；在企业改制时坐收“减员增效”之红利，而把“下岗分流”的包袱留给地方政府。这一类挑肥弃瘦的结构调整措施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它是迟迟不能摆脱“东北现象”的根本原因。?

    地方资本负盈不负亏主要表现在显性负债问题上。地方企业改制中以各种方式逃废债务，从而侵犯中央资本（国有银行）的权益；地方政府争办各类金融机构，继而大量出现亏空，不得不由中央资本出面施救（广信事件后责任有所明确）；等等。投融资体制对这些全无信用的做法缺少遏制，强化了“投资在地方、风险在中央”的危险格局。?

    要缓解并进而解决两大负债，关键在于制度基础。对于隐性负债，必须明确哪一级资本的欠账哪一级资本去还，绝不能统统推给地方政府。对于显性负债，需要解决的是全社会普遍缺乏信用这一根本性问题，要建立起信用机制。必须以各级所有者作为资信评价的对象，并由此而确定它们各自的融资资格和融资条件，仅仅评价企业的资信是不行的。?

    三、国资进退的辩证关系是不退不进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资本的动作至关重要，动作的轨迹应该是退而后进。?需要从资本全局的角度而不是单个企业、单个行业的角度来理解国资的进退。常有官员说：“这么好的企业，这么肥的行业，政府资本为什么要退？”但是从全局来看，差企业、瘦行业，想退也无从退起；硬退，只不过是把包袱甩给“社会”，实则是甩给基层政府。只有从好企业、肥行业退出，才有希望解决政府资本的两大负债，消除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基因；也才有希望加强那些关系重大、非政府莫属的瘦行业：科技、教育、军工等等。?

    扩股融资是进，售股变现才是退；上市是进，减持才是退。为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改组的目的，必须更多地、更有意识地采取售股变现、减持的手段。更进一步看，在明显的竞争性产业中，债转股、扭亏增盈、减人增效、增资减债、保价限产等一系列措施如果不是为国资退出作准备，就都不具备战略意义，仅具有战术价值。?

    以纺织工业为例，在压锭近1000万、分流116万人、核销呆坏账300多亿元、财政补贴近30亿元、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下跌近20%（1995年＝100，1999年＝81.7）等一系列努力之下，国有纺织工业开始盈利。现在正是政府资本全面退出纺织工业的大好时机，国内民间资本是完全有条件入主这一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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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股减持：论国资的进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