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

损害结果的，即应认为有因果关系。不当得利制度的作用在基于公平之理念，而对于财产价值之不当的移动，加以调剂。故一方如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方损害时，则对于因果关系之有无，亦应基于公平理念，而依社会上一般观念决之。如损益之间有第三人行为之介入，若该财产之移转，依社会观念上认为不当时，即应适用不当得利，使之返还。相当因果关系说，此说将侵权行为法上的概念借用到这里用以判断收益与受损之间的联系。上述三说均不区分不当得利之类型，而对不当得利上的“收益与受损之间关联”作统一的判断，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出现后，有学者主张，对于不当得利上“受益与受损之间关联”不能做统一的判断，而应对不同的类型给以不同的判断标准。［3］笔者赞同此见解，在不当得利法上，一方受益，致他方受损害，是否无法律上的原因，与各个法律领域均有关联，因此如若不问不当得利类型，而对其“受益与受损之关联”均作统一判断，是不可想像的，也是困难的。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应该如何判断，对于此问题，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认为，除了因其他方式而受益外，在侵害不当得利中，只要有财产上损益之因果关系，不须有财产上损益之“直接因果关系”，亦即使用他人之物者，原则上应对所有人为其使用价值之补偿，纵然有三角关系直介入，亦所不问。［4］
（2）“损害”之含义
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填补损害。损害，是指权益受侵害时所受的损失，损害事实发生前的状况，与损害事实发生后的情形，两相比较，被害人所受之损失，即为损害。在财产损害，其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所失利益，必须依通常之情形，或依一定之计划、设备或其他特别情事可得预期者为限。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损害”之含义为何，是否与损害赔偿法上之“损害”含义相同。我们知道损害赔偿法的而不当得利之基本功能，非在于填补损害，而是在于使受益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不当得利和损害赔偿基本功能既有不同，不当得利法上的“损害”之含义自应不同于侵权法中“损害”之含义，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说，所谓致他人“损害”，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亦有不同[1]。在这里，可以认为，凡侵害应归属于他人权益而受有利益，即当然致他人“损害”，不以请求人受有积极损害及消极损害为必要。
3．无法律上的原因
如前所述，权益有一定的利益内容，专属于权利人，归其享有，违反法秩序所定权益归属而取得其利益的，乃侵害他人权益归属范畴，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成立不当得利，可见，这里“无法律上的原因”主要指侵害人违反了法律对特定权益归属的分配，违反此种“归属的分配”即为无法律上的原因。

三、权害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的竞合
不当得利在于使受领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就构成要件而言，不以受益人在行为上有违法性，也不要求其在主观上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旨在填补因不法侵害所造成的损害，就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而言，首先，行为人在主观上要有故意或过失，其次，其行为要有不法性，最后，被害人必须受有损害，其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由此可见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都有其各自的成立要件和规范功能，是两类不同的请求权。但是需要讨论的是，在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形中，当其既构成不当得利，又构成侵权时，该如何处理？我国学者通说认为，应适用请求权竞合。［２］
民法上的请求权竞合，一般是指同一行为事实在同一当事人间，同时符合两种以上法律要件，并发生以同一给付内容为目的多个请求权的状态。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所说：“依同一的法律事实，于同一当事人间具备两个以上之法律要件，成立有同一目的之两个以上请求权之状态，谓之称请求权之并存或竞合。”[３]  它不同于规范竞合或法条竞合。“一个法律事实，依两个以上之法规成立请求权之原因，其一方之法规对于他方之法规不在与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或者虽有如此之关系，而其社会现象非可全由特别法规包括之者，兹成立有同一目的的两个以上之请求权，而生请求权之竞合。反之，一个事实关系虽依一个以上之法规，可认为请求权成立之原因，其中一法规对于他法规，在于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系一法规排斥他法规之适用者，谓之法条竞合或法规竞合，惟依特别法规，成立请求，不发生请求权并存之问题。"［４］请求权竞合也不同于请求权聚合，请求权聚合是指同一事实，或者基本上属于同一事实的情况可以根据不同的法律规定而产生不同的请求权，这些请求权是针对不同的给付的，而且都有效。在请求权产生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应怎样行使请求权？史尚宽先生认为，债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故于请求权竞合，一请求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他请求权亦因目的达到而消灭，反之，就一请求权之成立，存有障碍，或一请求权因目的达到以外之原因而消灭时，则他请求权仍然存在。另外，请求权虽因他请求权目的之达到，同时满足其目的而消灭，但如一方之请求权较他方之请求权范围为广，其未能满足之部分仍不妨继续存在。［１］对此，我国大陆学者也有类似的见解，他们认为，由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在目的、构成要件、责任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不适宜将两项请求权同时行使，而且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与侵权责任互相排斥，不能并立的，如果将二者并立，将会混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和请求权，而且在具体处理上，会不适当的加重行为人的责任，甚至有可能使受害人获得不当得利，所以通常的做法，从保护当事人利益出发，尊重当事人个人的意愿，允许受害人就两请求权进行选择，但当其选择并开始实现一项请求权时，意味着放弃了另一请求权。［２］可见，在请求权竞合情形中，同一生活事实可以被纳入不同的作为请求权基础的规范，而这些根据不同的规范成立的请求权在内容上则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存在着多个，但相互独立的请求权，它们在内容上完全相同或重叠，也就是说，请求权竞合的所有请求权是针对同一给付的，而对这个给付只能请求一次。如果其中一请求权的到了履行，由于它和其他请求权在内容上是重叠的，则其他请求权随之消灭。
［1］&n

bsp; 不当得利，向有统一说与非统一说两种对立的见解。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是建立在非统一说基础之上，该理论目前在德国与台湾已占据通说地位。（参见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以下。）非统一说使不当得利发展成为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相当明确的成熟的法律制度，使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较为简单，而易于掌握与其他制度之关联。但是，亦有学者认为，非统一说，由于过度概念发展的结果，也使其步向概念法学的巢臼，而忽略法律制度所欲追求的价值。但是在法学尚处发展的我国，概念的发展常为当务之急。（参见陈自强：《双务契约之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载《政大法学评论》,第五十四期，第213页。）因此本文以非统一说作为立论基础进行论述。

[1]  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1页。
［2］  此说亦有不足，如何界定应受不当得利法保护的“权益归属内容”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参见王泽鉴著：《不当得利》，第141页。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认为，专属内容的判断，应于个案中决定之，并无可以普遍适用的标准。参见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3］  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第206页。
［1］  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2］  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3］  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4］  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12页。
[1]  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２］  我国学者多从责任竞和角度论述此问题，而我国台湾和国外学者多从请求权竞合角度论述，这只是论述角度不同，所要解决问题的实质并无不同。参见杨立新

《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