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我见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条包含三层内容，一是本院有权决定再审；二是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权提审；三是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权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对本院决定再审和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这一程序设置，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本院决定再审在理论上就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稳定性，对法院、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任何人都无权改变的特殊性。这就是生效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当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对人民法院同样具有约束力。如果本院可以决定再审，那么判决、裁定就可以朝令夕改，生效判决、裁定对本法院就没有约束力。这无疑是在生效判决、裁定的普遍约束力权威下打了一个地洞，原审法院可以自由的进出。
其次是本院决定再审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本院决定再审，会产生一审判决后不经二审程序，而是直接经过再审程序改判，从而破坏二审终审制度，扰乱司法诉讼秩序。我在司法实践中就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一审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同时向上级法院领导反映判决存在的问题。上级法院立即通报了该案件。于是一审法院就动员当事人撤回上诉为其进行再审。该案虽然经过再审处理，得到了圆满地解决。但它在当事人的心目中对法律、对判决的敬畏之情就大打折扣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不惧法律，不惧判决书，不惧再审；相反乐于再审，甚至不打上诉打再审。因为进入再审程序的渠道很多也很容易。这势必造成诉讼秩序的混乱，产生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恶果。二是原审法院可以决定再审，会影响再审的公正性。当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可以就近通过各种渠道，采用正当的手段或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社会各方面向法院施加压力，达到再审的目的。由于原审法院的院长以及审判员都生活在当地，这种影响力是很强大的，也是很容易。这种原审法院决定再审的程序设置，无疑会影响再审的公正性。有这样一个再审案件。一、二审判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采用隐瞒事实真象的手段，向人大反映。人大即向法院质询，促使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该案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再审判决后又经过一次再审，但另一当事人仍不服，现在仍在申诉中。这严重地影响了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三是原审法院可以决定再审，会出现不经当事人申诉，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造成当事人不出庭或者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执行原审判决，使再审无实际意义的尴尬局面。我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信用社诉贷款的实际使用人，而不告贷款人。信用社和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书生效后，法院在例行检查案件时，发现诉讼主体资格有错误，决定再审。当我们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再审裁定书和开庭传票时，均表示不出庭，愿意履行原调解协议。经我们多方做工作，当事人出了庭，但仍表示愿意履行原调解协议。我们再次告知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原审原告表示撤诉，但双方当事人当即又庭外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继续执行原审调解协议。这显得再审是多余的浪费诉讼资源。
第三、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理论上违反程序正义原则。按“程序正义”的要求，人民法院受案和审理案件要具有中立性，其基本条件是：（1）与自身有关的人和原审法院不应是该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审的法院；（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和部门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其一方的偏见。括展开来就是，该案审理结果不应涉及受案法院或者受案法院的审判人员。因此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程序上就不能保证再审的公正性。现在各级人民法院都在进行法院间的考评、审判员之间的考核和错案追究。再审结果会直接影响原审法院领导和原审审判员的升迁、调任，提职、提级等等。因此再审判决往往要考虑这些问题，而使再审判决失去公正性。特别是原审案件经过审委会讨论过，再审案件交审委会决定，这在程序上就不能保证再审判决是公正的。
第四、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按照现行的再审制度，基层人民法院必需设立审监庭。而再审案件呈倒金字塔形，及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最少，逐级再审案件增加。一般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多则几十件，少则几件。而基层人民法院审监庭至少要三个审判员组成一个合议庭，并且要求是高素质审判员，也应该是高素质审判员。三个高素质审判员一年只办几件或者几十件案件，而基层人民法院的一个审判员一般要办几十件、几百件案件。这三个高素质审判员不是被浪费掉了吗。全国有上万个基层人民法院，就有几万个高素质审判员被浪费。这种诉讼人才的巨大浪费，仅仅是诉讼程序设置时的疏漏造成的。使法律人才本来就匮乏基层法院，还得拿出大量的人才来办再审案件，确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按照程序审的思路，撤销基层人民法院审监庭，由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  ，发现符合条件的，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进行重审。这样原审法院进行重审的审理对象就不是生效判决，而是当事人的诉争。这在理论上不会违反程序正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
（三）、公正地评判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问题
现在有大量的文章对检察院民事抗诉进行批判。认为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是公权干涉私权。因此全面否定检察院民事抗诉。从理论上讲，公权是不得干涉私权的。现行的实体再审程序规定检察员要参加民事再审审判活动，这也确实是公权干涉了私权。那么，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如果我们继续执行现行的实体再审程序，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有自由处分权。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甚至不参加诉讼。这时用公权来干涉私权就显示出它是那么的毫无意义。我在从事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审理检察院抗诉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均不到庭。我们发出拘传令，但传来了被申诉人，而申诉人已外出务工去向不明。这让法庭很难办，让检察院很尴尬。最后我们只好参照原告不到庭的处理程序裁定终结诉讼。
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能不能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权只

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进行监督，不介入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之争，就可避免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我们知道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是公权；而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也是公权啊；用公权监督公权，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在实践中可以避免用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那么，在程序设置上该如何制定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权只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进行监督，不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的讼争进行干涉呢。我认为，只需在程序设置时确立程序审的再审程序，即可满足这一要求。
我们设想一下，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后，经检察院审查符合再审的条件时，即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对抗诉的民事案件进行程序再审或者听证。由检察院向程序再审或者听证的法庭陈述抗诉的理由和证据。经程序再审或者听证法庭审查后，认为抗诉理由和证据符合再审的条件，即撤销原审判决或裁定，发回原审级进行重审。在这一程序中，仅针对原审的民事审判权是否正确的行使，而不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讼争的谁是谁非，避免了用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
上述分析论证仅回答了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能不能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问题，而没有回答该不该的问题。我认为，要建立一种新的审判制度，必须具备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否则这种审判制度就是不科学的。因此能不能的问题，是检察院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可行性问题；该不该的问题，是检察院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必要性问题。只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二者具备，它的存在才是合理。
检察院该不该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呢？我认为该。根据权力制约理论，任何权力都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切有权力有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1。因此，任何一种权力只要失去监督，就可能出现恶性膨胀，滋生腐败。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作为一种权力，同样应该进行监督。从我国现行对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看，人大、政协监督属于质询监督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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