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法律秩序建构中的作用/谢佑平法律论文网

式确认那些基本的即较为重大的权利，而不会企求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权利都明文宣布出来。因为每一法律角色应当享有的权利是不胜枚举的。从法律来加禁止的就是可以作为的原则出发可以推导出社会主体享有的权利极其广泛。因此，如何对待未被明文列举出来的权利，也是社会主体在法律秩序建构中所面临的难题。因为，表现在法律中的权利与未表现在法律中的权利，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正确认识后者及两者的关系，有利于更好地使前者付诸实现。实践表明，律师作为法律专家，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通过法律顾问工作可以使社会主体坚定法律权利的信念，正确地行使法律权利。


直接担任权利主体的代理人，代理其作为或不作为，以实现其法律权利，履行其法律义务，也是律师及律师职业协助法律权利正确行使的表现之一。由于享有权利的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纷繁复杂，出于对自身职业“与法律相隔甚远”的考虑，将“与法律有关”的事务交给律师，委托律师代为办理，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法律权利。这种状况从古罗马一直延续至今，只是在可代理的范围上不同而已。古罗马的律师从事的非诉讼法律事务，主要集中在诉讼文书的撰写、合同契据的拟定和法律咨询上。在现代社会，律师的非诉讼业务范围十分宽泛，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总统竞选、租赁房屋、买卖住室、订立遗嘱、处理财产、设立公司、银行信贷、国际贸易、文化教育等等，都有律师活动。”〔6〕在我国，律师也有较广泛的非诉讼法律事务范围，
如：律师可以代理专制、商标法律事务，代理企业设立法律事务、代理税收、许可证法律事务，代理合同谈判与签约法律事务，代理行政复议、调解和仲裁，等等。
（三）协助公民救治被侵害的权利

法律秩序是以权利和义务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法律权利主体的差异性和利益的不平衡性，不可避免地导致权益冲突。任何社会矛盾和斗争，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权利、利益之争。法律权利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但是，法律权利并不自然地与实际的利益分布状态相一致。导致不一致的可能性包括：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没有能够全面、真实地了解社会需要和社会成长状况，使法律的规定脱离社会实际；实际的利益分布状况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和社会改造目标，因而立法需要压抑某些阶层的利益需要，支持另一些人的利益要求。这种利益的差别性，是导致权益冲突或者法律秩序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于是，侵权行为不可避免，既定的法律权利将难以兑现而成为一纸空文。正如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荀况所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7〕这是其一。


其二，社会主体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由于对权利内容的不了解或者行使方法的不当，也会造成他人权利的损害。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和制衡的。一方面，法律鼓励人们主动地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它也提醒人们注意法定权利的界限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实际条件，不要盲目地、非善意地主张权利和滥用权利，并要求人们寻求使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使别人的权利得以共同实现的方法。然而，权利主体不顾权利相对人的法定义务范围和实际履行能力去追逐自我利益的非法行为仍大量存在，这就给法律秩序的建构和稳定带来了威胁。因此，积极救治被侵害的法律权利，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也应当成为统治者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任何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无论是个人权益、团体权益还是公共权益，都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任何社会主体之间所存在的权益争议、纠纷或侵害，都应当在公平原则下予以解决，以救治被侵害的权益，实现权益的正常状态和社会的法律秩序。救治被侵害的权利或者权益冲突的解决，实质上，是使受冲突所影响的合法权利与义务的内容得以履行和实现。解决冲突，意味着：第一，使存在争议的事实状态以及与之相关法律规则得到冲突主体的认同，化解和消除社会主体对争议权益的事实状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法律的不同理解。第二，恢复权益的原始状态，排除权益行使的障碍，补偿冲突给权利或义务的实现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第三，维护被权益冲突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使法律或统治秩序的尊严与权威得以尊重和实现。因此，权益冲突的解决，也可以说，是实现合法权益和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最终使冲突得以遏制，避免和减少冲突的发生，维护社会存续所必需的法律秩序。


在人类历史上，救治被侵害的权利或者权益冲突的解决，经历了由“自力救助”到“公力救助”的发展过程。法律制度史表明，在原始社会中，当人们对自然物的占有彼此发生争执时，解决冲突的基本形式是氏族组织在公共道德律支配下的仲裁或者冲突双方“弱肉强食”的暴力争斗。在没有法官，没有诉讼，甚至连权利概念都不存在的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中，是无所谓行政救助、司法救助等公力救助形式的。“自力救助”的作用受社会条件的局限，它是以氏族团体的存在为条件并以此为后盾的。当氏族团体不复存在时，单个力量在暴力争斗中就显得相当薄弱。而且，每一次自力救助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复仇性暴力的产生。因此，自力救助的条件一旦丧失，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必然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对权益冲突进行国家干预，实行公力救助，发轫于阶级社会的启端。在奴隶社会，社会成员间的权益冲突日趋普遍和强烈，使社会存续必然的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威胁。而当社会生活秩序的一般要求上升为统治阶级意志时，每一私人间的权益冲突就必然也是个人与现行统治关系的冲突。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一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8〕因此，
为了调节私人利益之间以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的一种与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

也就是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国家的形式。在国家中，各个个体都在追求着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往往与共同利益不相符合。追求特殊利益所导致的冲突，使得通过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对特殊利益进行现实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因此，可以说，国家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实体，它一产生就负有用强制力缓和各种权益冲突的历史使命。对于日趋严重和普遍的权益冲突，国家必然按照自己的意志，从社会共同利益出发，进行干预，用国家力量取代“自力救助”。于是，“公力救助”形成了。与权益冲突及其危害程度的多样性相适应，国家解决权益冲突的公力救助在方式上，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公力救助的诸种方式（行政救助、仲裁、调解、诉讼等）中，司法救助，即诉讼，最为规范，形式效力最为明显。


诉讼，是社会主体在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由国家设定的审判机关通过行使审判权保护其合法权利的方式。诉讼的产生，本质上是基于对合法权利予以保护的实际需要，因为，法律权利的存在，本身意味着国家保护机制的不可缺少。在法律社会中，权利不仅仅是简单的法律宣告，还必须有相应的保护机制，才能使权利在受冲突所致的损害情况下能够得以补偿。因此，落实权益冲突发生时的救济措施，对于实现权利的真正价值，是十分重要的。权利倘若流于书面的堂而皇之的规定，而没有关于保护权利的手段，或者惩戒越权行为和侵权行为的程度、方法，则合理的社会利益分配规则难免落空或只是美妙的承诺。〔9〕因此，可以说，任何一个典型法律权利的完整的法律可能包括：积极行为；请求相对人履行法律义务；与违反法律义务相联系的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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