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初探——刑事诉讼法理角度的思考/吴丹红法律论文网
法权利（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就明确规定了人格自律权），尽管在我国宪法中并无反映，但并不能因此无视其存在而任意侵犯；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并未造成任何妨碍，我们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犯罪，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就大了。
第二，“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诚然，诱惑侦查手段的采用是为了侦破难以取证的案件，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国家只能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这是国家行为的基本界限，也是任何公民行为基本界限。”[4]而在“犯意诱发型”的侦查中，政府充当了诱人犯罪的角色，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入罪，显然背离了其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如果用中国一句古谚来反讽，倒是颇耐人寻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第三，“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由于不要求掌握犯罪嫌疑人具有犯意的一定线索和证据，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的影响，如在一定时间破不了案显然会有一种“不利益”的后果，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侦查机关知法犯法的事情也时有耳闻。这就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
第四，从根本上说，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消极影响。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5]
四、违法诱惑侦查的后果
既然“犯意诱发型” 诱惑侦查是违法的，那么这种侦查活动将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日本诉讼法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1）有的学者主张对通过违法的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应该适用违法收集证据排除规则；[6]（2）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的原因是程序不公正，应以违反正当程序为依据驳回公诉；[7]（3）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时，因为缺乏国家处罚的资格，所以应予免诉。[8]
应该说，诱惑侦查的违法性问题并非单纯地属于非法收集证据的问题，而是超越了证据可采性的更大问题，所以第一种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的区别是，驳回公诉的判决在日本是形式判决，不适用一事不再理，而免诉判决属于形式判决还是属于实体判决在日本虽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它是发生一事不再理效力的。所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田口守一教授认为，如果诱惑侦查违反程序的程度已经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程度的话，可以通过一事不再理效力的免诉中止程序。[9]
在我国对诱惑侦查的研究中，实际上也存在诱惑侦查违法时的法律后果问题，但学者论及较少。而实务部门呢，一般是不加区分诱惑侦查的类型而采纳其获得的证据的；也有少数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用诱惑侦查手段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以“诱发犯罪”为由不予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虽然，公安机关使用诱惑侦查方法侦破案件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依据，但是检察机关的这种做法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我国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只是在理论界，有人分析后指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应该不予采纳。[10]然而，这对于明确违法性的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说依然是不全面的。
笔者认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基于本文前述的种种危害，权衡利弊，应当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禁用，以免过分倾重打击犯罪而侵犯了基本的人权，因此，对于通过“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相应地就必须在刑事诉讼中排除；如果属重大违法（如引诱清白的人犯罪，陷无辜者入圈套）且达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的程度，就应当不予受理（我国并未真正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视违法情节的轻重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对于“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由于其并不违法，考虑到打击犯罪的需要，可以采用，并可根据其收集的证据定罪处刑；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在量刑时应适当从轻处罚。
*吴丹红（1978-），男，浙江义乌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九九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
参考文献：
[1] 李义冠：美国刑事审判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8页。
[2] See Jerold H.Israel and Wayne R.Lafave,Criminal Procedure in a Nutshell ,West Group ,1993 ,5th Edition , P173-174.
[4] 龙宗智：上帝怎样审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11页。
[5] [英] 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109页。
[6] （日）高田卓尔：刑事诉讼法[M]．日本：青林书院，1984二订版，340页。
[7] （日）田宫裕：刑事诉讼法[M]．日本：有斐阁，1996新版，70页。
[8] （日）铃木茂嗣：刑事诉讼法[M]．日本：青林书院，1990改订版，63页。
[9]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63页。
[10]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16页。
原载《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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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诚然，诱惑侦查手段的采用是为了侦破难以取证的案件，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国家只能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这是国家行为的基本界限，也是任何公民行为基本界限。”[4]而在“犯意诱发型”的侦查中，政府充当了诱人犯罪的角色，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入罪，显然背离了其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如果用中国一句古谚来反讽，倒是颇耐人寻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第三，“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由于不要求掌握犯罪嫌疑人具有犯意的一定线索和证据，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的影响，如在一定时间破不了案显然会有一种“不利益”的后果，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侦查机关知法犯法的事情也时有耳闻。这就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
第四，从根本上说，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消极影响。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5]
四、违法诱惑侦查的后果
既然“犯意诱发型” 诱惑侦查是违法的，那么这种侦查活动将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日本诉讼法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1）有的学者主张对通过违法的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应该适用违法收集证据排除规则；[6]（2）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的原因是程序不公正，应以违反正当程序为依据驳回公诉；[7]（3）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时，因为缺乏国家处罚的资格，所以应予免诉。[8]
应该说，诱惑侦查的违法性问题并非单纯地属于非法收集证据的问题，而是超越了证据可采性的更大问题，所以第一种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的区别是，驳回公诉的判决在日本是形式判决，不适用一事不再理，而免诉判决属于形式判决还是属于实体判决在日本虽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它是发生一事不再理效力的。所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田口守一教授认为，如果诱惑侦查违反程序的程度已经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程度的话，可以通过一事不再理效力的免诉中止程序。[9]
在我国对诱惑侦查的研究中，实际上也存在诱惑侦查违法时的法律后果问题，但学者论及较少。而实务部门呢，一般是不加区分诱惑侦查的类型而采纳其获得的证据的；也有少数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用诱惑侦查手段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以“诱发犯罪”为由不予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虽然，公安机关使用诱惑侦查方法侦破案件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依据，但是检察机关的这种做法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我国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只是在理论界，有人分析后指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应该不予采纳。[10]然而，这对于明确违法性的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说依然是不全面的。
笔者认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基于本文前述的种种危害，权衡利弊，应当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禁用，以免过分倾重打击犯罪而侵犯了基本的人权，因此，对于通过“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相应地就必须在刑事诉讼中排除；如果属重大违法（如引诱清白的人犯罪，陷无辜者入圈套）且达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的程度，就应当不予受理（我国并未真正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视违法情节的轻重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对于“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由于其并不违法，考虑到打击犯罪的需要，可以采用，并可根据其收集的证据定罪处刑；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在量刑时应适当从轻处罚。
*吴丹红（1978-），男，浙江义乌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九九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
参考文献：
[1] 李义冠：美国刑事审判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8页。
[2] See Jerold H.Israel and Wayne R.Lafave,Criminal Procedure in a Nutshell ,West Group ,1993 ,5th Edition , P173-174.
[4] 龙宗智：上帝怎样审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11页。
[5] [英] 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109页。
[6] （日）高田卓尔：刑事诉讼法[M]．日本：青林书院，1984二订版，340页。
[7] （日）田宫裕：刑事诉讼法[M]．日本：有斐阁，1996新版，70页。
[8] （日）铃木茂嗣：刑事诉讼法[M]．日本：青林书院，1990改订版，63页。
[9]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63页。
[10]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16页。
原载《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诱惑侦查初探——刑事诉讼法理角度的思考/吴丹红法律论文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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