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案件言词证据的收集与思考

证据（尤其是毒品案件“一对一”证言口供）来定案是一件较不稳定的事情。毒品案件言词证据是多变的，极易受干扰的。因为人的思维最复杂，每个人说什么、不说什么，今天说什么、明天说什么，都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干扰，客观性、准确性需要查证。另一方面，只凭言词证据定案还容易引发刑讯逼供或变相体罚现象，“不说就要受苦，说不对也要受苦”。而且，当前现代通讯发达信息传递快、串供容易、实践中常常遇到这样个案：审讯期间承认某犯罪事实，而到了检察起诉期间又翻供，案子卡壳，是非难断，诉讼拖延，形成“老大难”问题。那么收集了言词证据，最好还要有实物证据来证明确有其事。如贩毒嫌疑人交代除被抓获当次贩运毒品数量外，还交代了过去几次如何到中缅边境带贩运毒品的经过，数量多少。表面看来前几次的贩运毒品只是言词证据，而通过这些口供作为索引，在其家中搜出过去嫌疑人从云南飞往广州的机票及毒赃账目，与其交代的时间、数目基本一致，这就实实在在地证实了前几次贩运毒品犯罪事实的成立。
实物证据检验言词证据，这并不是贬低言词证据的价值或证明力，从证据的信息量和证明程度来看两类证据呈互补性。毒品案件的言词证据信息量比较大、比较广常常能够指出案件的主要事实，而且由于言词证据具有明确的意思表达，它所表述的犯罪事实和过程、犯罪的动机目的、团伙成员、制贩毒详情容易为缉毒人员了解，较之实物证据需要通过推理才能认识其意义来说，言词证据极有价值，证明作用也十分明显。但言词证据的客观性常常受到陈述者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实物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物，具有可触性、可视性。执法人员、司法人员通过勘验、审查，弄清其与刑事案件的客观联系，即可据以认定案件事实。所以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是互补的，实物证据的优点正是言词证据不足，而言词证据之优点，又是实物证据所不及。在侦查实践中，我们要大量收集言词证据的同时，下功夫收集实物证据，把口供，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当成收集实物证据的线索，言词证据用实物证据加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毒品案件尤为如此，缉毒执法人员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要按照合法的方法收集言词证据，而不能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言词证据，不能用刑讯逼供和变相体罚等方法引供、诱供、逼供、骗供。也就是说，用来定案的证据必须合法取得。这一点，既是运用证据的原则，更是收集证据的原则。对于收集证据，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刑诉法及有关法律都作了明确规定。如在侦查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而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不是本案的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不允许随便讯问，否则也是无效。缴获毒品，毒赃等应当面点清、封好，有条件的要当面开包称量，并做好起赃或搜查笔录，固定证据。收集证人证言之前，应当明确告诉证人要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隐瞒罪证，要负法律责任。证人笔录或嫌疑人口供，必须交本人核对签名。毒品鉴定，应当交由毒品化验部门进行等等。在收集这些言词证据时，执法人员不得违背这些程序。对于逼供或用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言词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对非法收集的证据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否则就等于可以违法办案。严格依法收集证据，不仅可以保证案件质量，也是确保公民人身权利和其他权益不受侵犯的重要方面。第二种情况是对于经过查证属实非法取得言词证据以外的证据，能否当作定案的证据使用。这就涉及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怎样对这些言词证据查证属实。在犯罪嫌疑人或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基础上，执法人员用合法的手段，收集到其他证据并查证属实，这些合法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

《毒品案件言词证据的收集与思考(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