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和犯罪问题的哲学范式研究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3](第12卷P4)这充分表明了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悲剧”性质。然而，悲剧和喜剧是相对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二律背反”现象反映了历史自身的辩证法，即历史总是通过自相否定乃至对抗来达到自相肯定和进步。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具体分析了社会发展与代价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之所以是畸形的、片面的，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还处于创造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阶段，因而还不能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个人本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限制，结果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以整个人类的发展为目标，而是以一部分人的发展和享受从而以供这些人发展和享受的物的生产为目标，故而这种目标不能不靠牺牲其他价值目标来实现。人类“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3](第26卷P125)“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第4卷P104)恩格斯也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发展需要并产生代价的历史必然性。他特别指出，在私有制社会，“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3](第3卷P179)
事实上，发展需要代价的观点不是由马克思最早提出的。在古希腊，就有人诅咒财富的增长使人体从黄金时代坠落到黑铁时代。卢梭不是也感叹科学的进步造成了人的道德蜕化吗?恩格斯也曾说过：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自私自利的掠夺，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等，揭开了文明的篇章。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崛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也使它付出了道义上的沉重代价。在原始积累中，资产阶级以海盗、羊吃人、圈地运动、炮舰政策以及殖民掠夺等凶残手段，摧毁了无数和平的宗法社会组织，打碎了田园牧歌般的纯朴道德观念，撕破了温情脉脉的血缘面纱而将其溶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冰水之中。它是以血与火的无耻记录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从价值尺度或道德评判的角度看，这简直就是堕落和犯罪，然而从历史尺度或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它却是一种进步。因为在文明发明、发展中的个体巨大牺牲和古老道德丧失的代价后面，隐藏着人类自身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其伟大意义在于它创造出无穷的生产力而构造出未来人类自由社会的物质基础。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在无数悲哀中展示着辉煌，在无数对抗中实现着进步，在无数代价中换取着发展。
整个人类历史是这样，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尤其是我国正处于从一个传统的经济文化都落后的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晚发式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就必然要付出代价。犯罪的急剧上升作为现代化最主要的代价之一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地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发展目标的设计，发展速度的控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考量和掌控都有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心态对待这样的事实，更加合理合法地解决犯罪问题，不再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犯罪问题的设想。所以，如何理解发展中的代价问题就成了解决现代化中的犯罪问题的认识论基础。
三、付出代价是为了发展——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透视犯罪率上升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哲学的范式分析代价产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社会历史原因外，还有具体的现实的原因。
首先，产生代价进而产生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目标设计的偏颇。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社会发展的目标设计中，人们往往片面追求现代化中的经济发展这一特定的发展目标，使局部发展同整体发展之间出现断裂和脱节，从而付出代价。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同步协调发展，即应追求全面的目标。可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和经济资源的稀缺，发展只能追求特定的目标，实现某一子系统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这就往往造成某一子系统的孤立发展或过分突出，使它与社会整体发展割裂开来，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结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紊乱、摩擦和冲突，代价不可避免。
具体地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都曾伴随尖锐的社会冲突、严重的贫富分化、普遍的心灵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尤其是大量的社会犯罪的产生等。特别是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陷入政变频繁、内讧迭起、宗教冲突、部族械斗和军人独裁等危机之中。出现这种困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片面追求经济现代化。长期以来，“发展 = 经济增长”被奉为普遍的信条。发达国家还把“现代化 = 工业化 = 西方化”作为落后国家现代发展的参照系。受这种发展模式的影响，加上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困，往往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忽视了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进程。经济子系统的单独进步，由于得不到政治、文化子系统的有力支撑和配合，结果导致结构断裂和体制断层，产生种种动荡和冲突。如经济发展强化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由于法制不健全，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而发生失范，大量的经济犯罪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现代化强化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但在高度集权和行政支配下，民主参与的愿望难以表达；经济发展需要灵敏、快捷的决策机构，而僵化的组织结构却效率低下、反应迟钝，造成经济运行的混乱和失控等等，由此人们的各种不满和怨恨便接踵而来，在一定条件下就导致犯罪的大量出现。人口素质差、观念落后也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何况就经济现代化本身而言，也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如技术进步和自动化发展会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造成城市膨胀、交通
其次，产生代价现象进而产生犯罪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发展本身，或者说是社会转型本身，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必然产生不稳定性。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因为改革(这里与现代化同义)就必然打破旧的秩序而出现新的秩序，而发展既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协调与整合，但又会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社会关系产生新的不平衡。“改革、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打破旧秩序出现不平衡而进一步求得新秩序的无限过程。”在每一次出现不平衡时，代价都不可避免，产生内耗。这种情况最多地表现在社会发展中的变革时期。
哲学意义的改革是发展的质变点或突变环节，一般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它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当社会的无序状态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要求通过改革来解决。然而改革又会带来新的不平衡。改革必然使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新重大调整，经济结构和体制在由旧到新的转换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摩擦和紊乱，如发生分配不公、经济犯罪、权力腐败等；市场机制的发育也势必冲击原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秩序，人们将发生感情矛盾、信念矛盾、人格矛盾；改革还会瓦解原来的社会纽带和控制系统，如市场体制改革意味着经济决策权力分散到市场主体，导致政府决策能力疲软或者说政权软化，从而可能发生社会失控；改革必然开放，但对外开放会产生“示范效应”，使人们在经济尚不发达时就强化了消费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造成人们的期望不能满足和民族情绪的失落等等，所有这些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犯罪率的上升。没有改革就不会有发展，但是改革却付出沉痛代价，产生“阵痛”。
具体到我国的改革，有两大实践问题引起社会发生巨大的震动：一是经济体制的转换；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体制改革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克服了行政垄断、统得过死、资源配置僵硬等弊端，激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 《现代化和犯罪问题的哲学范式研究(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6857.html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具体分析了社会发展与代价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之所以是畸形的、片面的，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还处于创造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阶段，因而还不能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个人本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限制，结果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以整个人类的发展为目标，而是以一部分人的发展和享受从而以供这些人发展和享受的物的生产为目标，故而这种目标不能不靠牺牲其他价值目标来实现。人类“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3](第26卷P125)“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第4卷P104)恩格斯也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发展需要并产生代价的历史必然性。他特别指出，在私有制社会，“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3](第3卷P179)
事实上，发展需要代价的观点不是由马克思最早提出的。在古希腊，就有人诅咒财富的增长使人体从黄金时代坠落到黑铁时代。卢梭不是也感叹科学的进步造成了人的道德蜕化吗?恩格斯也曾说过：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自私自利的掠夺，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等，揭开了文明的篇章。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崛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也使它付出了道义上的沉重代价。在原始积累中，资产阶级以海盗、羊吃人、圈地运动、炮舰政策以及殖民掠夺等凶残手段，摧毁了无数和平的宗法社会组织，打碎了田园牧歌般的纯朴道德观念，撕破了温情脉脉的血缘面纱而将其溶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冰水之中。它是以血与火的无耻记录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从价值尺度或道德评判的角度看，这简直就是堕落和犯罪，然而从历史尺度或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它却是一种进步。因为在文明发明、发展中的个体巨大牺牲和古老道德丧失的代价后面，隐藏着人类自身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其伟大意义在于它创造出无穷的生产力而构造出未来人类自由社会的物质基础。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在无数悲哀中展示着辉煌，在无数对抗中实现着进步，在无数代价中换取着发展。
整个人类历史是这样，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尤其是我国正处于从一个传统的经济文化都落后的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晚发式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就必然要付出代价。犯罪的急剧上升作为现代化最主要的代价之一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地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发展目标的设计，发展速度的控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考量和掌控都有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心态对待这样的事实，更加合理合法地解决犯罪问题，不再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犯罪问题的设想。所以，如何理解发展中的代价问题就成了解决现代化中的犯罪问题的认识论基础。
三、付出代价是为了发展——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透视犯罪率上升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哲学的范式分析代价产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社会历史原因外，还有具体的现实的原因。
首先，产生代价进而产生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目标设计的偏颇。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社会发展的目标设计中，人们往往片面追求现代化中的经济发展这一特定的发展目标，使局部发展同整体发展之间出现断裂和脱节，从而付出代价。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同步协调发展，即应追求全面的目标。可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和经济资源的稀缺，发展只能追求特定的目标，实现某一子系统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这就往往造成某一子系统的孤立发展或过分突出，使它与社会整体发展割裂开来，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结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紊乱、摩擦和冲突，代价不可避免。
具体地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都曾伴随尖锐的社会冲突、严重的贫富分化、普遍的心灵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尤其是大量的社会犯罪的产生等。特别是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陷入政变频繁、内讧迭起、宗教冲突、部族械斗和军人独裁等危机之中。出现这种困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片面追求经济现代化。长期以来，“发展 = 经济增长”被奉为普遍的信条。发达国家还把“现代化 = 工业化 = 西方化”作为落后国家现代发展的参照系。受这种发展模式的影响，加上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困，往往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忽视了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进程。经济子系统的单独进步，由于得不到政治、文化子系统的有力支撑和配合，结果导致结构断裂和体制断层，产生种种动荡和冲突。如经济发展强化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由于法制不健全，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而发生失范，大量的经济犯罪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现代化强化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但在高度集权和行政支配下，民主参与的愿望难以表达；经济发展需要灵敏、快捷的决策机构，而僵化的组织结构却效率低下、反应迟钝，造成经济运行的混乱和失控等等，由此人们的各种不满和怨恨便接踵而来，在一定条件下就导致犯罪的大量出现。人口素质差、观念落后也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何况就经济现代化本身而言，也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如技术进步和自动化发展会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造成城市膨胀、交通
拥挤；以及为了维持高速增长而加紧掠夺资源、浪费能源和带来环境污染、公害流行等。
其次，产生代价现象进而产生犯罪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发展本身，或者说是社会转型本身，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必然产生不稳定性。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因为改革(这里与现代化同义)就必然打破旧的秩序而出现新的秩序，而发展既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协调与整合，但又会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社会关系产生新的不平衡。“改革、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打破旧秩序出现不平衡而进一步求得新秩序的无限过程。”在每一次出现不平衡时，代价都不可避免，产生内耗。这种情况最多地表现在社会发展中的变革时期。
哲学意义的改革是发展的质变点或突变环节，一般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它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当社会的无序状态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要求通过改革来解决。然而改革又会带来新的不平衡。改革必然使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新重大调整，经济结构和体制在由旧到新的转换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摩擦和紊乱，如发生分配不公、经济犯罪、权力腐败等；市场机制的发育也势必冲击原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秩序，人们将发生感情矛盾、信念矛盾、人格矛盾；改革还会瓦解原来的社会纽带和控制系统，如市场体制改革意味着经济决策权力分散到市场主体，导致政府决策能力疲软或者说政权软化，从而可能发生社会失控；改革必然开放，但对外开放会产生“示范效应”，使人们在经济尚不发达时就强化了消费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造成人们的期望不能满足和民族情绪的失落等等，所有这些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犯罪率的上升。没有改革就不会有发展，但是改革却付出沉痛代价，产生“阵痛”。
具体到我国的改革，有两大实践问题引起社会发生巨大的震动：一是经济体制的转换；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体制改革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克服了行政垄断、统得过死、资源配置僵硬等弊端，激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 《现代化和犯罪问题的哲学范式研究(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