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硕士——中国法学教育之思考（一）/李振柱法律论文网
”，[10]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必将给中国的法学教育尤其是法律硕士教育带来勃勃生机。笔者作为一名法律硕士，凭借两年的法硕生活的切身体会，从学生的角度提出一些法律硕士教学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期冀能为法律硕士在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微薄之力。
关于如何完善JM教育的各个培养环节和相关制度及配套政策，霍宪丹老师在其《中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探索与改革》一文中已经作了详尽描述[11]，笔者不再赘述。下面笔者就两年法硕生活的所思所想，谈谈自己对法律硕士教学的一点看法，有不当之处，敬请见谅。
（一） 培养目标与态度
JM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似乎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培养复合型，实践型的法律人才”。然而按照时下各个部门的理解，法律硕士只能是法律实际操作，（至于思想方面，呵呵，连个法学本科都不如），而且有的（不是极少数）法学院就是按照这个标准为法律硕士“量身定教”——法硕生被赶出“研究生专用教室”；没有任何研究生的待遇；用一些不够资格的教师进行授课——凡此种种，笔者孤陋寡闻，不一而足。（这些方面笔者所在的辽大还是很不错的，领导重视，授课教师副教授以上，而且很认真，我们有自己的专用多媒体教室）呜呼！是谁这样对待我们“精心”培育出来的法律硕士？
我承认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绝不能成为二者档次不同的理由。他们之间只是类型不同而已啊。可是，法律硕士在某些院校却受到二等公民来对待，甚至连本科生的待遇都不如。在这里，我并非是为法律硕士的地位鸣不平，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某些院校在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上有偏差——实践型人才是否等于“工匠”？画家与画匠的区别，就在于画家是能够创新的。这个观念性问题不解决，我们法律硕士的教育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霍姆斯大法官于其代表性作《习惯法》（The Common Law）一书中开宗明义：“法律生命并非逻辑，而是经验。”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审判程序之规则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只是一个法律工匠，而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端正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态度的话，若干年后，在中国的法律工作者中，将是大批带着硕士帽的中专生。
（二） 教学方式与方法
也许是因为我国的法律硕士教学尚属初级阶段，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目前的法律硕士教学方式与方法并不是很令人满意。据我所知，多数学校还是用本科生的教学方法来应付。教师多数还是采取照本宣科的方法讲课，实行一本书主义或几本书主义，即从书本上摘抄拼凑讲稿，再大一二三四小一二三四地讲给学生。这种照本宣科式地讲授还不如让学生看书效果好。[12]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讨论式教学，让学生积极思考并参与辩论。这样即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Thinking like a lawyer），又可以加强学生表达能力的培养，为今后走上实际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社会调查、旁听审判、专业见习、法律义务咨询、以及模拟审判等教学方式应该有选择地加以实施。
（三） 硬件的保障——图书馆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法学院，必须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研究机构以及一流的图书馆。此言 绝不虚假。纵观中外知名法学院，从耶鲁到哈佛，无不拥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的资源也是极其丰富的。各法学院都应当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使学生能够随时获得所需要的资料。
（四） 教学内容的改革
“一个只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而已。”[13]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内容应该在法律硕士教学中有所体现：
1．职业伦理
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他们认为“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具备，然后可称为 法律人才”。[14]“他山之玉，可以攻石”，可见，职业伦理的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学生只有有比一般社会成员更强的正义感和信念，才不会仅仅把法律知识作为自己谋生的工具，才能够运用法律服务社会，不计较个人得失去实现社会正义。
2．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
法律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他绝不存在于真空之中。法学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领域，能够被封闭起来或者可以与人类努力的其他分支学科相分离。[15]因此，诸如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与法学紧密相连学科的知识，应当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的知识库的一部分。当然，学校不一定要把他们作为必修课，但作为选修课却是必须的。
3．法律英语与WTO规则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司法对于法律职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法律职业家不仅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还要具有应对国际诉讼的能力。因此，法律英语的开设以及WTO规则的教授显得日益紧迫。（尽管目前国内法学界能真正教授这两们课的教师还不是很多，但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最后，用贺卫方老师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如果说在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制统一主要依赖的是判例法独特的运作机制以及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统一法治功能的话，在实行成文法的我国，统一法制最重要的基础却是司法决策的参与者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统一的知识背景和对司法公正的组织化的追求。高层次的法律教育通过系统的课程安排，通过对法律知识传统的深入领悟，通过对各部门法的各种概念的精确理解，通过对司法程序的技术与理念的严格掌握，以及通过教师们的言传身教，从而使进入法律院校的一代一代年轻人不断地由不懂法律为何物的外行变成合格的法律人。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这些经过系统的法律教育的法律人不仅仅处理法律上的纠纷与案件，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参与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从而将法治的逻辑应用到社会的每一个环节，最终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和社会秩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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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完善JM教育的各个培养环节和相关制度及配套政策，霍宪丹老师在其《中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探索与改革》一文中已经作了详尽描述[11]，笔者不再赘述。下面笔者就两年法硕生活的所思所想，谈谈自己对法律硕士教学的一点看法，有不当之处，敬请见谅。
（一） 培养目标与态度
JM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似乎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培养复合型，实践型的法律人才”。然而按照时下各个部门的理解，法律硕士只能是法律实际操作，（至于思想方面，呵呵，连个法学本科都不如），而且有的（不是极少数）法学院就是按照这个标准为法律硕士“量身定教”——法硕生被赶出“研究生专用教室”；没有任何研究生的待遇；用一些不够资格的教师进行授课——凡此种种，笔者孤陋寡闻，不一而足。（这些方面笔者所在的辽大还是很不错的，领导重视，授课教师副教授以上，而且很认真，我们有自己的专用多媒体教室）呜呼！是谁这样对待我们“精心”培育出来的法律硕士？
我承认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绝不能成为二者档次不同的理由。他们之间只是类型不同而已啊。可是，法律硕士在某些院校却受到二等公民来对待，甚至连本科生的待遇都不如。在这里，我并非是为法律硕士的地位鸣不平，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某些院校在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上有偏差——实践型人才是否等于“工匠”？画家与画匠的区别，就在于画家是能够创新的。这个观念性问题不解决，我们法律硕士的教育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霍姆斯大法官于其代表性作《习惯法》（The Common Law）一书中开宗明义：“法律生命并非逻辑，而是经验。”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审判程序之规则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只是一个法律工匠，而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端正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态度的话，若干年后，在中国的法律工作者中，将是大批带着硕士帽的中专生。
（二） 教学方式与方法
也许是因为我国的法律硕士教学尚属初级阶段，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目前的法律硕士教学方式与方法并不是很令人满意。据我所知，多数学校还是用本科生的教学方法来应付。教师多数还是采取照本宣科的方法讲课，实行一本书主义或几本书主义，即从书本上摘抄拼凑讲稿，再大一二三四小一二三四地讲给学生。这种照本宣科式地讲授还不如让学生看书效果好。[12]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讨论式教学，让学生积极思考并参与辩论。这样即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Thinking like a lawyer），又可以加强学生表达能力的培养，为今后走上实际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社会调查、旁听审判、专业见习、法律义务咨询、以及模拟审判等教学方式应该有选择地加以实施。
（三） 硬件的保障——图书馆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法学院，必须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研究机构以及一流的图书馆。此言 绝不虚假。纵观中外知名法学院，从耶鲁到哈佛，无不拥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的资源也是极其丰富的。各法学院都应当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使学生能够随时获得所需要的资料。
（四） 教学内容的改革
“一个只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而已。”[13]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内容应该在法律硕士教学中有所体现：
1．职业伦理
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他们认为“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具备，然后可称为 法律人才”。[14]“他山之玉，可以攻石”，可见，职业伦理的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学生只有有比一般社会成员更强的正义感和信念，才不会仅仅把法律知识作为自己谋生的工具，才能够运用法律服务社会，不计较个人得失去实现社会正义。
2．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
法律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他绝不存在于真空之中。法学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领域，能够被封闭起来或者可以与人类努力的其他分支学科相分离。[15]因此，诸如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与法学紧密相连学科的知识，应当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的知识库的一部分。当然，学校不一定要把他们作为必修课，但作为选修课却是必须的。
3．法律英语与WTO规则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司法对于法律职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法律职业家不仅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还要具有应对国际诉讼的能力。因此，法律英语的开设以及WTO规则的教授显得日益紧迫。（尽管目前国内法学界能真正教授这两们课的教师还不是很多，但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最后，用贺卫方老师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如果说在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制统一主要依赖的是判例法独特的运作机制以及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统一法治功能的话，在实行成文法的我国，统一法制最重要的基础却是司法决策的参与者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统一的知识背景和对司法公正的组织化的追求。高层次的法律教育通过系统的课程安排，通过对法律知识传统的深入领悟，通过对各部门法的各种概念的精确理解，通过对司法程序的技术与理念的严格掌握，以及通过教师们的言传身教，从而使进入法律院校的一代一代年轻人不断地由不懂法律为何物的外行变成合格的法律人。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这些经过系统的法律教育的法律人不仅仅处理法律上的纠纷与案件，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参与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从而将法治的逻辑应用到社会的每一个环节，最终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和社会秩序。[16]
《关于法律硕士——中国法学教育之思考（一）/李振柱法律论文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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