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损与观念抵牾: 当代中国律师业的两大难题/李轩法律论文网

，执业律师的经济状况一般都很宽裕，很少存在负担过重和入不敷出的问题。

但是，中国律师就没有西方律师那般幸运了。他们一方面苦恼于搜寻案源的困难和律师收费标准的低下，一方面还得想方设法应付各种名目的税费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律师不光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为尽职责而拼争，而且在经济方面也有不堪重负之感。尤其是一些从业资历浅、交际能力低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在累累重负之下，几处破产倒闭的边缘记者报道的恐怕不是个别现象，因为全国律师事务所纳税情况大同小异。该报道反映出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税务部门对律师事务所开征税种太多；二是税务部门对律师事务所开征“企业所得税”极不合理。

在改革开放初期，考虑到律师业刚刚兴起，根据司法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建议，国家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实行免税照顾，一度使律师业在经济上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但是自1990年开始，全国各地普遍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开展了营业税和所得税，有的地方还开征印花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律师事务所还要按其总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预算外调节基金等等，累计超过律师事务所纯收入的40%～60%，压得一些律师、律师事务所喘不过气来。律师们反映尤其强烈的是，税务局既对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5%至45%)，又对律师事务所征收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这种双重征税的做法，使很多律师大惑不解。尤其是律师事务所并非企业，很多律师事务所亦非法人，怎么能够适用《企业所得税法》对其开征企业所得税呢?(但在涉及律师权利和律师责任时，有关部门却又坚决主张律师事务所不是法人，不应当享有法人权利；在民事责任方面，律师事务所必须像其他合伙组织一样，承担无限责任。这又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这种税收体制对于中国律师的外国同行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除了税收之外，居高不下的行政管理费也是一个令律师们苦不堪言的问题。
可以说，行政主管部门在法定税收之外强行收取高额行政管理费的做法，也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一般而言，行政机关的办公经费由国家财政拨付，除了税务部门依法征税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外，任何机关都是无权剥夺农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权利的，行政机关的收费，只能严格限制在为管理相对人实际开支的证照工本费的范围之内。但是，中国的行政机关还远远没有进化到这一步，它们仍然热衷于对下属部门征收名目繁多

的行政管理费，以弥补行政经费和福利待遇的不足，作为主管律师业的司法行政机关也概莫能外。而且，这种行政收费的比例往往是相当高的，有时甚至超过了法定的税收标准。国家财政部、司法部就明文规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对其所辖律师事务所征收其纯收入15%的管理费。而大部分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实际操作时总是按律师收费总额的15%征收，有的地方征收比例甚至高至30%，再加上5%的律师协会会费和平时各种名目的摊派，往往比同级税务部门有过之而无不及。
??
当然，也有个别省市取消比例收费制，改按固定额度征收管理费的。这种收费改革看似合理，但它却仍然高得令人咋舌，对规模较大、创收少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则无疑是雪上加霜。
??
考虑到前面提到的各项税收负担，两项相加，几占律师事务所收费总额的一半以上了。显然，在中国，律师这碗饭吃起来并不轻松。?
为求得基本的生存条件，律师事务所偷税偷费之风日益漫延。如前所述，律师业内“瞒产私分”的现象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有律师坦言，律师事务所如不偷税，就只能关张大吉了，所以律师偷税实属迫不得已。?
看来，“逼良为娼”这四个字，用在中国律师身上是毫不为过的。??

但是，当前我国这种对于律师行业既收税又收费，且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并征的体制无疑是一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显然是有违现代法治精神的。这种体制不仅与国际惯例相悖，并且直接压制着律师从业的积极性，因而非改不可了。?
改革的主要思路，应当是采行税收法定主义，取消各地行政主管部门自行其事的收费制度，对律师行业只按法律规定适当征税。考虑到很多律师事务所均为合伙组织而非企业法人，对律师行业的征税也只能限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范围之内，对律师事务所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做法应当坚决予以摒弃。我想，通过这些改革，律师们也许会稍稍感到有些欣慰了。??

1.7悖离市场的收费标准

律师以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为主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一样，他们有权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委托人收取相应报酬，以满足生活和消费的费用要求。因而国家规定的律师收费制度是否合理，也是事关律师业发展前景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是，中国现行律师收费体制是颇值推敲的。?
我国现行的律师收费，主要以司法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于1990年3月7日颁布的《律师业务收费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为依据。根据该《标准》规定，解答法律咨询的收费标准为1—30元/件，制作法律事务文书的收费标准为2—50元/件，办理刑事案件的收费标准为30—150元/件，办理民事案件的收费标准为70—150元/件。

毫无疑问，上述收费标准实在低得可怜。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迅速发展，该《标准》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上我国地区差异很大，该《标准》在许多地方已形同虚设。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
规定的报酬形式单一。该《标准》对报酬的形式规定过死，排除了律师和当事人双方的协商收费等多种报酬形式。?
规定的数额过低。该《标准》对解答法律咨询的收费最高限不过30元/件，对制作合同书的收费最高限为50元/件，对办理刑事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的收费最高限为150元/件，这和美国律师平均200美元/小时的最低收费标准显有天壤之别。正是这些规定严重制约了律师的积极性，不利于律师重大作用的发挥。?
收费结构不合理。该《标准》对每件刑案的最高收费不超过150元，与办理民事、经济案件的收费形成鲜明的对比，结果造成了刑事案件难于找辩护律师的局面。虽然有的律师民办理案件的绝对数量很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由于收费制度不合理，经济效益却不高，挫伤了这些所的积极性，这对我国律师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另外，经济案件标的额越大，收费比例却越小，这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贡献来讲是不公平的。?
由于收费标准规定不合理，律师收费与其工作量不成比例，明显失衡。而且事实上，很多律师不得不置前述标准于不顾，改以协商收费为主。为维持生计，律师实际收费往往远远高出规定的要求。所谓“标准”，早已名存实亡。
??
考虑到这种情况，在《律师法》颁布之后，国家计委和司法部有了新的举措。1997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两部委联合颁布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就律师收费方式和标准作了原则规定。就上述办法的实质内容看来，国家主管部门在律师收费方面的改革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该办法仍然对律师收费的自主权作了严格限制，要求律师在受理诉讼案件和仲裁案件时仍应遵守两部委制定的统一收费标准，只允许律师在办理非诉讼的法律事务和担任法律顾问时可以和当事人协商收费。另外，计时收费方式在该办法中也未得到充分肯定，律师为委托人办案开销的本地(省内)交通费、通讯费、误餐费都从律师报酬中列支。然而，时至今日，新的律师收费标准由于种种原因仍未出台。这就出现了律师如果按照“法定标准”收费，只能做赔本买卖；而律师如果与当事人协商超标准收费，则又有可能因“违法”而遭司法行政机关查处的两难局面。而且，不难揣测，根据我们长期一贯的保守做法，即使新的律师收费标准出台后，律师收费也不会有太大的调整和提高。??

总之，我国现有的律师收费制度和标准，对律师行业统得过多过死，律师事务所缺少自主权，其活力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同时，也

《制度缺损与观念抵牾: 当代中国律师业的两大难题/李轩法律论文网(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