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立法的科学性

术　因素，立法技术水平高，则刑事法律的科学性程度就高。而刑事立法主体处于中心位置　，各种信息(包括外界干扰)都是通过立法主体施加于刑事立法过程，刑事立法技术由立　法主体运用于立法过程，刑事立法过程也是由立法主体操作。因此，为确保刑事立法的　科学性，其首要任务就是提高立法主体的素质，并努力减少立法主体主观因素的不利影　响。
　　刑法的系统性在刑事立法具体适用时主要表现为有序性，即刑事立法活动中应当注重　刑事法律规范的层次、次序结构。从刑事立法系统工程的等级层次看，它由刑事立法主　体系统、立法程序系统、立法技术系统、立法信息处理系统等低一层次的系统构成。从　刑事立法操作过程看，刑事立法系统工程的有序性体现为刑事立法调查→刑事立法预测　→刑事立法规划→创制刑事法律。从刑事法律结构看，其内部结构的有序性表现为刑事　法律规范内部假定、处理、制裁各组成部分搭配和排列合理有序；其外部结构的有序性　表现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各条款之间、总则、分则、附则的结构形式合理有序。
　　　　　　二、确定性
　　刑法的确定性又称刑法的明确性。贝卡里亚曾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　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这种必定性要求司法官员谨守职责，法官铁面　无私、严肃认真，而这一切只有在宽和法制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有益的美德。即使刑罚是　有节制的，它的确定性也比联系着一线不受处罚希望的可怕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印　象深刻。”[9](59)列宁也说：“惩罚的防范作用决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有罪必　究。”[10]因此，刑法确定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即使刑罚并不严酷，而是有节制的，只　要它能确定不移地、不可避免地成为犯罪的后果，就足以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但如果　刑罚并不是确定的，即使十分严酷，也会使人们产生侥幸心理而冒险实施犯罪行为，刑　罚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刑法的确定性也是作为普遍法理念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　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刑　法的法定化、实定化，一是条文规定明确化。前者要求刑法中的犯罪与刑罚必须用条文　规定，必须作实体的规定；后者要求条文的规定必须意思确切，文字清晰，不容稍有混　淆。”[11]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两个要求正是刑法确定性的基本内容。
　　刑法的确定性是指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　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刑法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　会成为刑罚适用的对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刑法规范内部限制犯罪构成的结构，　借以约束刑法规范的立法表述形式；一是从刑法规范外部规定犯罪构成的范围，目的在　于防止抽象的法律规范被适用于其应有的范围之外。简言之，刑法的确定性是指“刑法　应当简单、明晰和准确”。[12](356)它一般涉及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要求：1)在刑事　立法活动中，要求立法者必须明确规定刑法规范的内涵，使人们能够明确知道什么行为　是犯罪，即要求刑法对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追究何种刑事责任，应当明确规定。其　着重点在犯罪构成和处罚程度的明确性上；2)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则要求刑法不能超出　所明确规定的范围而适用，即刑罚不得适用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其着重点在刑　事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上。其中，刑法的确定性首先是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因为没有确定　的刑法规范，就不可能存在确定性的刑罚。
　　如果刑法缺乏明确性的规定，人们就不能事先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在实施行　为之前或者实施过程中，会担心自己的行为是否受到惩罚而产生不安感。而且，“对刑　罚的无知和刑罚的捉摸不定，无疑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9](15)我们大都主张并且　习惯在相互关系中遵守一定的规则，正如马斯洛所说，“我们社会中的普遍成年者，一　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有组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能依　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个世界上，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　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6](217)因此，坚持行为方式的规则化，会给予社会生　活以很大程度的有序性和稳定性，将行为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犯罪行为通过刑事立　法活动用刑事法律予以规则化，基于刑法特定的目的与功能，其给予社会生活的有序性　与稳定性程度会更高。
　　强调刑法的确定性，是从保证法律的确定性角度来防止司法专横，发挥刑法的保障作　用。因为“如果多一分法律规定与适用的确定性，就会少一分法官个人的主观意识、政　治倾向、个性因素等对犯罪和刑罚的影响。除此之外，法律的内容越确定，才越有可能　在保证公民有可能了解刑法规定真实内容的基础上，保障司法的平等，保障公民在刑事　诉讼中的一系列合法权利的行使。”[13]如果刑法确定，按照相关情节对一个人的“道　德罪过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作出评判就相对较为简单。”法官正是依此来裁量刑罚并　宣告确定的裁判。刑事诉讼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的舆论都知道确定的刑事裁判意味着什　么：“正义得到了维护，每一个人的权利与责任都得到清楚准确的界定。”[14]
　　刑法的确定性，从技术层面看，要求立法者在规定犯罪构成时必须清楚地说明犯罪行　为的客观特征，“犯罪行为应与非犯罪行为准确地区分开”。[12](356)当然，这种明　确、清晰是一种相对的，因为总是存在一些不常见的事实或概念的模糊边界，总存在一　些处于边界线的案件，对此区分并不容易，立法者的任务便是将这种明确、清晰提高到　最高限度，而将处于边界线的案件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实现刑法的确定性时，同时要避免两种极端情况：一是详细的罗列式规范，列举犯　罪行为所有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这种方式割裂了概念的完整性，很难发挥刑法规范引　导社会价值取向的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的现实总是超越立法者的预见能力，这种立法　方式必然会留下许多无法适用刑罚的漏洞，从而促使人们采取破坏刑法规范确定性的方　法来解释法律。二是纯粹一般性的规范或包含模糊因素的规

范，因为它们可能被适用于　性质不同的行为，从而导致司法裁量权的无限扩大，而对刑法的确定性产生消极影响。　意大利刑法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提出了刑法是否具有确定性的两条判断标准：第一，　判断一个条文规定是否明确时，应该对该条文使用的语言进行全面地分析，从整体上判　断该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适用的范围。第二，不能脱离法律规范的作用来孤立地考察法　律规定是否明确。必须根据具体规范的目的、作用及其与其他刑法规范之间的联系进行　综合判断。[15]
　　　　　　三、协调性
　　刑法的协调性是刑法系统性内涵的一次延伸，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求刑事立法活动所创　制的刑事法规在体系上内在逻辑严密一致，内容上统一和谐，罪刑关系上协调一致，而　不存在矛盾、冲突甚至相互否定的现象。同时与外部法律环境、其他法律规范也协调一　致。对此，恩格斯有过精辟论述：“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　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表　现。”[16]美国法学家富勒所提出的“使法律成为可能的道德”需满足的八个条件之一　即“这些规则不应当自相矛盾”[6](186)，也是从法律的协调性来着眼的。在一定意义　上，“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法制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刑事立法要发挥打击犯罪、促进　生产和保护人民的整体效应，就必须强调协调发展。”[17]如果刑事立法不能形成和谐　一致的规范体系，刑事法规体系的原则之间、原则与规则之间、规则之间、制度之间缺　乏协调性，甚至相互矛盾，刑法的功能就无法达到，从而导致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一　刑法理想无法实现。
　　刑法的协调性首先体现为刑法与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协调一致。我国刑法第1条明　文规定刑法是以宪法为制定根据的。这就要求刑事法规应当与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政治制　度、经济制度、人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制度以及法治原则协调一致。对此，我国宪法序言　中也有明文规定：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　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因此，刑法必须以宪　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为制定依据，并以宪法所保护的重要事项为刑法保护对象。不与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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