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之必要

受到严厉批评，但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因物价飞涨，合同履行显失公平，除适用该原则外别无良策，遂德国等国家通过判例学说又重新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英美法系，也则以“合同落空”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3)
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曾获得确认。在“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4)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发布的《长春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购销房屋因情势变更而引起的价款纠纷案》。(5)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5月6日发布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提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的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这是司法实践中对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正如初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的，都是在1999年统一《合同法》颁布以前所做的规定。那是不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现在搞市场经济，就没有必要再适用该原则的规定来审理案件了呢？事实上在1999年《合同法》草案的第五稿第77条就规定：“由于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商业风险不适用前款规定。”明确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围绕情势变更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结果是删除了合同法草案中关于该原则的规定。
四、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之必要
发展经济就要加速和保护财产流转和交易关系的相对稳定，合同就是财产流转和交易的法律形式，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在当前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时，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是极为重要的，“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理应受到特别的推崇。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履行的一项法律原则，和要求合同的相对稳定性存在矛盾，因此1999年《合同法》通过时，最终删除了草案中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有关条款，也就不难理解。但是不是要突显“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就必须取消情势变更原则呢？实际上每个合同在依法成立时都有其信赖的客观环境，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是与这种客观环境相适应的，权利义务的对等是就该环境而言的。合同成立后，该客观环境发生改变或不复存在，原来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新的客观环境如严重不适应时，只有将合同加以改变或者解除，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这也是情势变更原则产生的法理基础。其实即使反对在《合同法》中设立情势变更原则的人也承认，情势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有适用的机会，从反对的理由看主要是（一）由于经济生活相对稳定，无重大的通货膨胀或价格调整，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形是极少的。（二）科学地划定情势变更界限较为困难，尤其是与商业风险的划分，更难以掌握，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同时，有可能导致法官滥用这项权力。（  三）认为不可抗力可以涵盖情势变更，因此没有必要在不可抗力之外再规定情势变更，否则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四）如果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以经济生活的激烈动荡为背景，则一个合同的强行变更将对其他合同关系产生影响，可能引起合同的“连锁变更”，即某一合同变更而遭受损失的债务人又成为另一应予变更的合同的债权人，这就说，对经济领域某一部门的不平衡进行调整，有可能引起其它部门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引发经济领域普遍的不平衡，从而使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受到威胁。(6)另外还有学者特别强调，目前不设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怕中国现在普遍素质不高的法官，在断案时利用该原则任意解释法律，使这一制度实施起来负效应大于正效应。(7)
我们认为在我国还在努力解决“有法可依”的现阶段，还是应当追求法律规定的尽量完善为好，同时从上述案例也可以看出，没有具体法律可以引用，才出现了判决的严重不公，可见无法可依更会导致法官滥用权力。另外在上述提到的我国适用该原则的情况中，最高人民法院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包括很多学者在有关文章中都认为就具有情势变更原则意思，而事实上这些观点也并不正确，因为该条规定“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这是专指履行不能的情况，并没有包括能履行，但只是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情况，即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案例中的情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废除，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失去了依据，正如前一审判决中所述，确实现时并无法律依据，属“无法”可依。
今年的非典事件，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在今年的非典时期后期也不乏合同无法履行或按原合同履行，将会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可以说今年的非典，又引起了人们对情势变更原则的关注。近来已经有了不少的相关案例，据报道合肥庐阳区法院就宣判了合肥地区首例因非典引发的合同纠纷案。报道称：“在审理中法官采用‘情势变更’这一特殊法律原则，强行改变合同已确定的条款”。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存在物价大幅波动的可能，又有非典事件等不可测事件的发生，(8)因此，有必要在《合同法》的修订中或制定民法典时增加情势变更原则，以避免在今后的判决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
在上述案例中，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合同的一方是村委这个集体组织，对于现在特别强调“严守合同规则”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不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而势必造成村集体利益的损失，并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此情况在本案中已发生）。民法是单纯的私法，但在我国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对法院这种判决，没有可以补

救的办法，只能维持错误结论的话，也并不是立法机关所想看到的结果。固然，这类案件可以以《民法通则》第四条或者《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原则来解决，或按国际惯例的规定来处理，但仍然不如具体规定出来为好，因为，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裁判案件，事实上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案件更大的空间，这就和当初不制定这一原则，怕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力的初衷相违背。还有学者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确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既可以解决当前此类纠纷频发但又不宜以不可抗力论的实际问题，又不违背现行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而且也可以有效避免各地法院在处理因“非典”影响而引起的合同纠纷案件时极有可能发生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混乱。”(9)。这一办法也不可取，因为对于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明确删除的条款，再由司法机关来补充的话，等于赋予了司法机关超越立法机关的权力，造成立法、司法的冲突，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信仰，因此在难以彻底抛弃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在立法中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更为必要。

二00三年十月

【参考文献】
(1)  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第124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经济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3)  参见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第124页、125页。
(4)  1992年3月6日，重函［1992］27号中指出："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即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铝锭价格，由签订合同时国家订价为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000元，铅外壳的售价也相应由每套23.085元上调到41元，如要求重庆检测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显失公平。对于双方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你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之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公平合理的解决。"　参见《

《谈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之必要(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