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内地反贪机关的比较分析/孟 波法律论文网

财力的限制，在这方面进行的工作较少，这也是我们今后反贪工作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四）两者的取证方法不同。香港廉政公署对证人的保护力度较强，这有利于反贪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腐败势力的打击。例如，《防止贿赂条例》第30条规定，如果回答任何问题会招致或可能招致举报人、协助人的姓名或地址被披露，任何人无须回答任何问题。任何民事、刑事诉讼中，如果作为证据的材料中载有举报人、协助人姓名可能使其暴露身份的内容，法庭必须将一切有关的内容遮掩或涂去。相比而言，我国的反贪立法之中不仅没有这些措施却明文要求举报人、协助人和证人必须使用真实的姓名、地址等，从而不利于广大人民同腐败分子作斗争，不利于反贪工作深入持久的进行下去。
（五）两者的司法救济不同。香港廉政公署外部设有由社会贤达组成的四个委员会，内部设有L组对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行为加以监督。在加之香港极为发达的通信媒体的舆论监督，廉政公署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太阳”之下的。如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廉政公署的侵犯，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自身的司法救济工作。从而真正实现“有权利之处必有救济”的司法公平理念。相比而言，我国的反贪局的自律情况就差强人意了。尤其使作为中立的监督机构的不存在，“向老子告儿子的状，那个老子又能不护短呢？”。还有我们的媒体大部分使报喜不报忧，造成执法机关本身的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不用说当事人的司法救济问题了！
（六）两者的组织建设不同。香港政府认为，从长远的利益和间接利益来考虑的话，一个清廉高效的肃贪机构带给社会的益处远远大于它所需的花费。所以，香港政府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扶植廉政公署的建设，保证其正常的运作。相比而言，我们的部分领导却认为，反腐败工作的开展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招商引资工作的进行，不是我们今期工作的重点。从而，对反腐败工作加以干涉和阻挠，其地区化、短期化、功利化思想昭然可见。
综上所述，通过对香港和内地反贪机关的六点不同的比较，实质上也是提出了对我国各级人大立法机关、政府领导机关和司法检察机关在今后工作中的努力方向和基本要求。本文的基本结论是：鉴于香港和内地的反贪机关在成立背景、组织机构、职责职权和政策立法上存在着众多的不同，这要求我们应当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其长，避其短，为各自反贪机关的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运作方式和实践经验。进而，为保证香港地区的长期繁荣和昌盛，为保证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的健康顺利进行，最终为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腾飞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来！

[参考文献]
①《香港的法律制度》（Legal System In Hong Kong） [M] 香港政府律政署 1996年版
②⑤ 刘玫 《香港与内地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72、105页
③《国际反贪污理论与实践》 [J] 最高人民检察院二厅编 第31~33页
④陈光中 《刑事诉讼法》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58页
⑥樊崇义 《刑事诉讼法学》 [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72页
⑦史深良 《香港政制纵横谈》[M]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年版 第235页

[作者简介] 孟波 山东德州人 （1978~ ） 现为兰州大学研究生院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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