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法相关问题比较及我国立法的完善

业产品和猎物）。其次，用于销售。这是区分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与其他物品的又一重要特征。这样，非为销售而加工、制做的物品被排除在外。
　　对比我国的概念可以看出，我国的产品范围则最为狭窄。当然，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完全适用发达国家的产品概念是不实际的。但在具体产品的认定上，则不能拘泥于我国的规定。比如把无形产品一概排除已经不合适。曾有这么一个事例，某地在不长时间内连续发生几起煤气中毒身亡事件，在调查中发现，该地煤气公司提供的管道煤气未经加臭处理。但受害者无法证明自己在使用上没有过错，因此，都不了了之。而如果把产品的范围也包括此类无体物，则可以按产品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处理，即受害者只要证明其提供的煤气存在缺陷（未加臭）就可获得救济。因此我国应参照美、英等国做法，首先把无体物（包括电、天然气等）包括在产品范围之内。
　　总体看来，“产品”的范围在逐步扩大，这符合现代产品形式迅速发展的客观趋势，亦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我国应当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实际状况，逐步扩大“产品”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考虑确定这么一个弹性标准，即如果某一商品主要是以正常的商业方式进入流通，生产商在防止损害发生和分散损害风险方面处于较使用者更有利的地位，就应当认定为“产品”并承担产品责任。
　　  四、产品缺陷认定比较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各国产品立法都对缺陷的认定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34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认为缺陷的含义是（1  ）产品制造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2）产品设计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3）未给予适当警告或指示，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4  ）产品不符合产品销售者的明示担保，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
　　《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认为，“在考虑了所有情况后，  若产品未给人们提供有权期待的安全程度，那么该产品就是有缺陷的。所应考虑的情况包括：（1）产品的说明；（2）符合产品本来用途的合理使用；（3）产品投入流通的时间。  ”因为欧共体成员国国内法都向欧共体指令靠拢，在缺陷认定上与指令一致。
　　从国外的对产品缺陷的立法看，其含义是基本一致的。将产品缺陷界定为“不合理危险”或“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待的安全”。不论其称谓如何，无实质差别，即都指缺乏合理的安全性。
　　分析我国的规定，可以认为，我国在认为缺陷时采用的是不合理危险标准和生产标准二者的结合，且以不符合该生产标准为优先适用。对于前一标准，借鉴了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避免了因具体罗列缺陷种类而可能导致的法律疏漏。值得商榷的是，这样的规定不利于保护消费者。
　　因为按照现行规定，当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却仍对消费者造成损害时，无疑会使消费者无法获得损害赔偿。而问题在于，在这些标准的制订和修改过程中，生产商们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往往通过对标准的制订施加影响以尽量减轻其责任。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而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按我国行业标准产生的实际过程看，有些专业标准就是委托生产商制订的。此外从另一方面来说，科技水平的发展和新产品的不断出现，都使得标准的制订和修改具有滞后性，故而无法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因此，应把国家或行业标准作为产品进入市场的行政许可的最低要求，若产品违反了该标准，则成为产品有缺陷的直接证据，生产商应承担责任；若产品已符合该标准，则是产品无缺陷的初步证据，受害人如果按其他标准证明产品确实具有缺陷，则生产商仍应承担责任。
　　综合以上对比分析，我国在产品缺陷认定时宜采用弹性标准，即以“不合理危险”为衡量标准，并在具体个案中再具体认定是何种缺陷。当然，硬性的生产标准可以作为参考，但它不应作为优先标准适用。
　　  五、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比较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是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在其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其民事责任。它在整个产品责任法中居于重要地位。是解决产品责任问题的理论依据。
　　在美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新发展是1973年，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格林曼诉尤巴电力产品公司案的判决中，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该案原告之妻买了一种电力工具，在原告按说明书锯木时，一小木块从机器中飞出砸在其前额，致成重伤，法院在判决中确立的原则现在一般统称为格林曼规则：“当一个制造商将一件产品投放市场时，明知它将不经检查缺陷而使用，如果此项产品表明含有使人受到伤害的缺陷，那么该制造商在侵权方面负有严格责任”。而且法院申明“责任不是按照协议承担的而是由法律设立的。拒绝允许制造商限定其对有缺陷的产品的责任范围，明确申明，责任不是由契约保证方面的法律管辖，而是由侵权方面的严格责任法律管辖。”（注：参见［澳］P·A·C  斯奈曼：《美国严格产品责任学说的演变》，载《法学译丛》1985年第4期。）
　　严格产品责任的确立，使消费者在使用有缺陷产品遭受损害时，只要证明自己所受的损害与该产品的缺陷有关即可获得赔偿，不必举证证明产品缺陷之所在，也不必证明制造人或销售人存在过错。世界其它发达国家的产品责任发展历程与美国相比是基本一致的，最终都朝着严格责任的方向迈进。
　　产品责任最终发展为严格责任，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因为当代新型侵权行为，如企业的经营，汽车的使用，商品的产销及核子装置的持有，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必要的经济活动，实无“反社会性”和“违法性”可言。因此，不应适用传统侵权行为法中的过错原则。而严格责任制度的基本思想，乃在于对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不幸损害的合理分担。严格责任正是基于下述价值判断，即在产品制造者和受害人之间，受害者最不应该承担该项风险，而制造者则是承担责任的适当人选。理由一，根据“谁受益谁负担风险”的罗马法原则，产品制造者应对产品缺陷所致损害负责；理由二，制造者可以通过价格和责任保险，将支出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注：参见梁慧星：《论产品制造者、销售者的严格责任》，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5期。）
　　在我国，产品责任尚是一个刚开拓不久的新领域，《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未对产品缺陷责任的归责原则作出明确规定，而且两者

在销售者责任问题上还存在法律冲突。下面对照条文作具体分析。
　　《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  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产品质量法》第29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损失”。《产品质量法》第30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民法通则》第122条，  主要精神是生产者和销售者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对消费者承担的都是严格责任，即只要因产品缺陷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生产者和销售者不管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应负赔偿责任。据《产品质量法》第29条，对生产者责任的规定和《民法通则》是一致的，即也认为生产者应承担严格责任。但该法第30条规定却是典型的过错责任原则的表达方式，即对产品销售者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这和《民法通则》中对销售者责任的规定是不同的。很明显，《民法通则》加重了销售者的责任，而《产品质量法》却减轻了销售者的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举证责任。这两种规定孰优孰劣？孤立地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让我们回到现实中去。
　　我国的产品责任事故发生原因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即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这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现已成为我国的一大公害。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当然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销售者知假贩假，知劣贩劣。从这一点出发，对销售者课以严格责任至少存在如下理由：
　　①与消费者相比，销售者无论从产品性能的了解还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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