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买卖合同中的“交付”与“风险转移”
;的用语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这层含义，因为单纯的转移单证的占有，没有转移所有权的行 为是不能完成交付的。例如，在买卖仓储货物的交付时，出卖人仅转移记名仓单的占有 ，不在仓单上作背书，那仓储货物肯定是无法完成交付的。这种意义上使用的“交付” 还出现于《合同法》第136条的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 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由于在现实买卖中存在着大量“转移占有 ”与“转移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形，特别是在信用消费发达的今天，分期付款买卖越来 越普遍，当事人大都会约定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以前，所有权不转移，因此，在《合同 法》中对此专门做出规定，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只不过在立法的语言表述上，前后未能 保持一致，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交付”含义差别的原因
由上述分析可知，《合同法》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交付”一词的：一种是法律意义 上的“交付”，包括“转移占有”和“转移所有权”的内涵；另一种是字面意义的“交 付”，仅指转移现实占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立法上的不协调，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理论界认识上的混乱。我国的合同法学者，多年以来对交付制度的研究大多止 于对交付时间、地点、方式等问题的界定，对交付的含义本身关注得较少。一方面将交 付分为现实交付和拟制交付，把二者的法律效果等同，从而间接地承认了交付包括“转 移所有权”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在一般情况下把“交付”与“现实交付”等同起来，( 注：参见裴丽萍主编：《合同法法理与适用重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 页，第308页。)然而现实交付只适用于一般动产的交付，这种交付中“所有权转移”的 观念，极易被“占有转移”这一表面现象所掩盖，如此使用的“交付”就只剩下“占有 转移”这一字面含义。由于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买卖都是一般动产买卖，这样就更加容易 仅从字面含义上来使用“交付”。当然，也有学者明确将“交付”的含义仅界定为“转 移标的物的占有”，但在其下文中却认为，“简易交付仅适用于无需办理特定手续的动 产，不动产一般不适用。”(注：石静遐：《买卖合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第83-93页。)既然承认“交付”仅指占有转移，那么在简易交付的情况下，买受人对不 动产的占有由“他主占有”变为“自主占有”，占有在观念上已经发生转移，当然属于 交付，为何将其排除在简易交付的适用范围之外呢?就是因为对于不动产而言，仅转移 占有并不能完成交付，还需要办理所有权的变更手续，“交付”本身是包括“转移所有 权”的内涵的。可见，试图将“转移所有权”的内涵从“交付”的含义中剥离出去，在 理论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第二，立法技术上指导思想的冲突。在成文法的立法用语问题上，向来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平民主义的，主张法律的用语应该通俗易懂，能为社会一般公众所理解，这种主 张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一直为我国传统立法所遵循；另一种是学术主义的，认为 立法应该是学术的结晶，为了语言的简洁，在立法表述上应该采纳法律术语，这种主张 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是我国学者们所提倡的。学术主义的立法成果，只有通过专 业训练的学者型司法人员才能将其准确应用于实践，而我国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 尚不能达到这一要求。因此，在《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仍然沿袭了传统的平民主义 表述方式，但由于学术界的广泛介入和影响，在传统的平民主义的立法中留下了大量学 术主义的痕迹，交付在用语上的双重含义就是一例。本来，专业术语的意义就在于将复 杂的特定含义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使得学者们在交流时能便捷而准确地进行表述和探讨 ，但是由于语言的有限性和表达内容的无限性，难免会有同一词语作为专业用语和一般 用语含义上的区别，比如同一个英语单词，在普通英语中和法律英语中的含义可能会截 然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合同法》中用语上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既然出现了 混乱，那么作为学者就应该对此予以澄清，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法律上“交付”的含义中“转移所有权”的内涵是不容忽视的，将“交付 ”仅理解为“转移占有”是不严谨的。
三、风险转移的“所有权主义”和“交付主义”
一般认为，交付有三点法律意义：第一，确定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第二，确定标的 物风险的转移；第三，确定标的物孳息的归属。(注：参见陈小君主编：《合同法新制 度研究与适用》，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第46页。)由于交付本身就含有“转 移所有权”的内容，在认定交付的同时，当然就确定所有权的转移。那么对于标的物的 风险转移来说，交付是否具有决定意义呢?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转移在学术界有许多不同 的看法，通行的观点把各国的立法分为“所有权主义”和“交付主义”两种。所谓“所&
(一)风险转移的立法比较
1.法国。《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2款一般被认为是法国采取“所有权主义”的依据 。尹田先生在其著作《法国合同法》中将该款翻译为：“自物件应交付之日起，即使尚 未现实移交，债权人即成为所有人，并负担该物件受损的风险，但如交付人迟延交付， 物件受损的风险由交付人负担。”(注：尹田：《法国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第358页。)罗结珍先生在其翻译的《法国民法典》中将该款翻译为：“交付标的物之 债，自标的物应当交付之时起，使债权人成为物之所有人并由其负担物之风险，即使尚 未实际进行物之移交，亦同；但是，债务人如已受到移交催告，不在此限；在此场合， 物之风险仍由债务人承担。”(注：《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年版，第288页。)在上述两个不同的版本中，均将“交付”与“移交”作了明确的区别 。由此可见，作为“转移占有”的“移交”与“交付”的含义是不同的，罗结珍先生的 译本表现得更为明显。自标的物应当交付之时起，债务人没有向债 《我国买卖合同中的“交付”与“风险转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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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付”含义差别的原因
由上述分析可知，《合同法》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交付”一词的：一种是法律意义 上的“交付”，包括“转移占有”和“转移所有权”的内涵；另一种是字面意义的“交 付”，仅指转移现实占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立法上的不协调，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理论界认识上的混乱。我国的合同法学者，多年以来对交付制度的研究大多止 于对交付时间、地点、方式等问题的界定，对交付的含义本身关注得较少。一方面将交 付分为现实交付和拟制交付，把二者的法律效果等同，从而间接地承认了交付包括“转 移所有权”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在一般情况下把“交付”与“现实交付”等同起来，( 注：参见裴丽萍主编：《合同法法理与适用重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 页，第308页。)然而现实交付只适用于一般动产的交付，这种交付中“所有权转移”的 观念，极易被“占有转移”这一表面现象所掩盖，如此使用的“交付”就只剩下“占有 转移”这一字面含义。由于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买卖都是一般动产买卖，这样就更加容易 仅从字面含义上来使用“交付”。当然，也有学者明确将“交付”的含义仅界定为“转 移标的物的占有”，但在其下文中却认为，“简易交付仅适用于无需办理特定手续的动 产，不动产一般不适用。”(注：石静遐：《买卖合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第83-93页。)既然承认“交付”仅指占有转移，那么在简易交付的情况下，买受人对不 动产的占有由“他主占有”变为“自主占有”，占有在观念上已经发生转移，当然属于 交付，为何将其排除在简易交付的适用范围之外呢?就是因为对于不动产而言，仅转移 占有并不能完成交付，还需要办理所有权的变更手续，“交付”本身是包括“转移所有 权”的内涵的。可见，试图将“转移所有权”的内涵从“交付”的含义中剥离出去，在 理论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第二，立法技术上指导思想的冲突。在成文法的立法用语问题上，向来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平民主义的，主张法律的用语应该通俗易懂，能为社会一般公众所理解，这种主 张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一直为我国传统立法所遵循；另一种是学术主义的，认为 立法应该是学术的结晶，为了语言的简洁，在立法表述上应该采纳法律术语，这种主张 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是我国学者们所提倡的。学术主义的立法成果，只有通过专 业训练的学者型司法人员才能将其准确应用于实践，而我国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 尚不能达到这一要求。因此，在《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仍然沿袭了传统的平民主义 表述方式，但由于学术界的广泛介入和影响，在传统的平民主义的立法中留下了大量学 术主义的痕迹，交付在用语上的双重含义就是一例。本来，专业术语的意义就在于将复 杂的特定含义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使得学者们在交流时能便捷而准确地进行表述和探讨 ，但是由于语言的有限性和表达内容的无限性，难免会有同一词语作为专业用语和一般 用语含义上的区别，比如同一个英语单词，在普通英语中和法律英语中的含义可能会截 然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合同法》中用语上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既然出现了 混乱，那么作为学者就应该对此予以澄清，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法律上“交付”的含义中“转移所有权”的内涵是不容忽视的，将“交付 ”仅理解为“转移占有”是不严谨的。
三、风险转移的“所有权主义”和“交付主义”
一般认为，交付有三点法律意义：第一，确定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第二，确定标的 物风险的转移；第三，确定标的物孳息的归属。(注：参见陈小君主编：《合同法新制 度研究与适用》，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第46页。)由于交付本身就含有“转 移所有权”的内容，在认定交付的同时，当然就确定所有权的转移。那么对于标的物的 风险转移来说，交付是否具有决定意义呢?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转移在学术界有许多不同 的看法，通行的观点把各国的立法分为“所有权主义”和“交付主义”两种。所谓“所&
nbsp; 有权主义”，是指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由所有权人负担，以所有权转移的时间为风险 转移的时间，无论实际占有是否转移，此种立法以法国、英国为代表。所谓“交付主义 ”，是指标的物的风险由占有人负担，以标的物实际占有的转移作为风险转移的标志， 而不论标的物的所有权在何时转移(显然此处的“交付”是指转移占有)，此种立法以德 国、美国为代表。(注：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 1年版，第633-634页，第634页。)被认为代表了国际立法趋势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也采纳了“交付主义”。下面笔者以法国、德国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为例，对“所有权主义”和“交付主义”试做分析。
(一)风险转移的立法比较
1.法国。《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2款一般被认为是法国采取“所有权主义”的依据 。尹田先生在其著作《法国合同法》中将该款翻译为：“自物件应交付之日起，即使尚 未现实移交，债权人即成为所有人，并负担该物件受损的风险，但如交付人迟延交付， 物件受损的风险由交付人负担。”(注：尹田：《法国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第358页。)罗结珍先生在其翻译的《法国民法典》中将该款翻译为：“交付标的物之 债，自标的物应当交付之时起，使债权人成为物之所有人并由其负担物之风险，即使尚 未实际进行物之移交，亦同；但是，债务人如已受到移交催告，不在此限；在此场合， 物之风险仍由债务人承担。”(注：《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年版，第288页。)在上述两个不同的版本中，均将“交付”与“移交”作了明确的区别 。由此可见，作为“转移占有”的“移交”与“交付”的含义是不同的，罗结珍先生的 译本表现得更为明显。自标的物应当交付之时起，债务人没有向债 《我国买卖合同中的“交付”与“风险转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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