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减刑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条件之一，这样会严重影响减刑的办理，也会束缚监狱管理机关的手脚。在客观上公安机关一票否决制，干涉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因此，在办理减刑案件的过程中，不必事先征求公安机关意见，但要明确其监督帮教职责。
（八）加强对被减刑者的监督。对于罪犯在减刑考验期内是否再对社会产生危害，不仅要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督。而且要有一定的经济担保，应有担保人进行担保，将监督和帮教工作落实到人，一旦失控，担保人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担保人的连带责任，促使落实减刑期间的监督工作。
（九）迫切需要建立减刑专业监督官队伍。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存在割裂和混乱的现象，导致衔接和协调不力，而且，对立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在司法干警和司法助理员队伍的基础上建立专业的减刑专业监督官队伍，对减刑的罪犯进行有效的监督考察。与此同时，还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考察期间监督官和罪犯的权利义务。此外  ，应当根据预防犯罪和罪犯回归社会的需要建立社会工作者队伍，并加强对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和支持。
（十）法院及执法部门领导应改变观念，多领会法律的立法原意、精神本质，树立严格依法办案的思想；同时了解个案具体情形，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第一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行观念、执行水准决定执行结果能否忠实立法精神、并且能否符合法律的范围内，适度灵活。
（十一）改革减刑审批权。刑法第79条，刑事诉讼法第221条均规定，减刑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被动地接受监狱部门报送的关于减刑的书面材料，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很少主动去监狱实地了解待减刑罪犯的具体情况。
这种程序的弊端显而易见。第一法院所作的裁定主要根据监狱提请报送的书面材料，这种“书面审”大都没有了解和结合罪犯在监狱的实际表现及具体情况。影响对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和监督措施的落实；第二，法院与监狱部门之间配合的脱节直接影响减刑的贯彻落实，关系到改造质量和罪犯人权的保障；第三，地方法院内部也存在一些限制规定，例如规定一定的减刑率，限制了减刑的适用，使真正得到改造、确有悔罪表现、减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无法通过减刑而很好地回归社会；第四，有些法院不仅怕减刑后出现问题担责任，而且有的法院未将办理减刑案件的数量计入每年办案的工作量，影响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对减刑案件的态度处于消极态度。
对此，监狱行使减刑权并未对法院独立审判权构成侵权；赋予监狱减刑权，有利于程序简化，强化监狱监管职能，有效激励罪犯改造；国外许多国家规定监狱具有减刑权值得借鉴。
鉴于目前减刑审批制度的种种弊端，建议借鉴国外做法，改革我国现行减刑审批权。具体在司法部门内设立减刑审批机构，机构人员由法官、检察官、公安和司法部门的代表、律师、有关专家及相关人员组成。
（十二）严格依法办案，提高诉讼效率。刑事诉讼法第222条、监狱法第30条均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减刑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审核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但是，在实践中减刑案件的办理往往久拖不决。
减刑的及时性是发挥减刑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严格执法、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减刑亦是如此，迟到的正义即非义。价值、公正与效率并重。减刑建议审核期间罪犯的思想高度关注人民法院裁定的结果，如果超过法定裁定期限，不仅会给罪犯本人思想情绪带来波动，同时会影响多数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不利于维护国家行刑司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不符合法律规范。
对此，必须严格人民法院审批减刑案件的期限，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
（十三）减刑确定后，裁定书应当即时送达。送达前，发现减刑的事实有出入或者罪犯有违纪、犯罪行为，可能影响减刑的，应当暂停宣告，进行复议。
（十四）改革减刑案件的审理方式。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的审理应当公开进行，改变目前法院书面审理的模式。
公开审理减刑案件不仅有利于正确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可以在深层次上促进刑罚目的实现。2000年1月28日，河南省开封市中级别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在河南省第一监狱公开审理了3起减刑、假释案件。河南省一监近千名在押人员旁听了此次审理。这是该法院首次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适用公开开庭的形式。据该院副院长平艳明介绍，过去法院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均采用由执行机关呈报，法院进行书面审理的模式。由于透明度不高，社会上流传许多关于减刑、假释裁定有失公正的说法，这说明旧的模式已不再适合当天工作的需要。这一事例说明，对减刑案件进行公开审理不仅可以消除社会误解，促进服刑人员的改造，而且还可以保障公正执法，排除外来干忧。同时，公开审理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形式。
（十五）完善减刑的撤消制度，保证减刑质量。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于减刑的适用规定较多，但对于减刑撤消的程序、被减刑者的诉讼权利尚缺乏具体的规定。这既是减刑制度的一个缺陷，也不利于罪犯人权的保障。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把减刑分为可减和必减形式，有其明确的法律用意；为确实保障减刑质量，防备可减风险，建议设置减刑的撤消程序。可减的适用是司法机关以罪犯服刑表现为悔罪或者立功为根据的，这在行刑阶段是唯一可行的做法。运用刑法连续性缩减，引导罪犯的良好社会行为，贯彻了行刑预后思想。必减是法律的硬性要求，可减是选择性法律行为，那么可减的适用就可以考虑有条件地撤消或局部更改。比如罪犯在减刑后法定期间内严重违规或犯罪的，足以表现罪犯确无悔改，或者减刑依据没能真实反映罪犯悔改程度，针对此，合理运用刑罚并适当加以变化，会使法律适用更加严谨。对减刑的撤消，国外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供借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721条规定：“在给予减刑的年度时，被关押的罪犯具有不良的行为，在征求了刑罚实施委员会的意见后，刑罚执行法官可以全部或部分恢复被减掉的刑期”。
另一建议采取“减刑合同制”——罪犯达到法律所规定的减刑条件的，监狱按规

定给予呈报，人民法院在宣判裁定的同时，附带合同，倘若罪犯违反合同的规定，则监狱有权建议取消其所减刑期，从取消之日起合并执行原来未执行完毕刑期的一种制度。对监狱而言，实质是为监狱增加撤消罪犯减刑的建议权。
在我国可减刑设置相关救济性程序有其积极意义。具体设计：（1）根据5年至10年徒刑犯的不同减刑间隔期，把减刑宣告后的3个月至半年定为减刑考察。在此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依法撤消或变更可减范围内的减刑裁定。（2）可减措施不宜在罪犯接近释放时适用，应当考虑为行刑机关留足减刑考察期。（3）撤消减刑的条件是罪犯有严重违规和犯罪行为，引起变更减刑的根据为该犯在季度考核中综合得分低于罪犯分数的平均标准。（4）在减刑实际操作中，撤销可减裁定可侧重于5年以下的短刑犯，变更可减裁定的做法侧重于长刑犯，以此形成法律缓冲。
（十六）改进现有百分考核的计分方式，改变用数据反映绝对公正或者作为评定罪犯悔罪表现的唯一标准；应通过对数据的合理理解和运用，反映相对的公正，作为罪犯悔罪的主要评定体系，建议考虑采取多种考核方式，在一定量化的基本之上，行刑机关保留综合评定的权利，是防止减刑考核形式化的有效措施。
（十七）从理论上分析，申诉不减刑是成立的。罪犯是否认罪服法是其权利，申诉是法律赋予其权利正当行使的方式，并且无悔罪有立功行为者不影响减刑。
刑事法倾向于对罪犯申诉权的保护，在减刑条件上作了重大让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对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应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应当一概认为是不认罪服法。”
把减刑与申诉彼此分开，作为互无关联的两个制度加以考虑。对申诉中的罪犯不予减刑，是因为其在申诉的同时，有公开抗拒改造、严重违规行为，构成其他事实依据；或罪犯在申诉中诬陷、诽谤他人，经查证属实，构成其他事实依据，都不是因为申诉本身。因此，申诉与减刑并不矛盾。
（十八）有期徒刑的罪犯因法定原因监外执行或保外就医，变更了刑罚执行方式，未改变刑罚实质内容，因此，监狱对其中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可以适用减刑。不同之处是，根据监狱法的规定，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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