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

人员告知而明知；应请托人告知而明知；应第三人告知而明知；按先例而明知；因猜测而明知。
（四）亲属形成了占有贿赂的决意
亲属形成对贿赂的明知以后，不一定形成受贿决意，只有当他最终接受财物并处置财物时，才形成占有贿赂的决意。这种决意的形成，除了亲属自己陈述和辩解外，外人是无法知道的，只在通过亲属的行为来判断，这就必然涉及亲属受贿的客观方面。形成决意的判断标准有二：亲属收下请托人的财物；以处理自己财物的方式处理该财物，例如把货币类财物，以自己的名义存入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或者捐赠，或者购买商品。
（五）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
工作人员在利用自己职务之便时，显然是明知的，但在利用他人的职务之便时，是否明知既利用了他人的职务之便，也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工作人员只意识到其中之一，例如，甲工作人员受乙的请托，到丙工作人员处办事，甲可能认为这与自己的职务行为无关，或者认为丙工作人员是看在甲自己的面子上为乙办事，又没有接受乙的请托和财物，也不属于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那么，认定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应以明知利用自己职务之便还是明知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为标准？笔者认为，利用他人职务之便时，必然同时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刑法第383条强调“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原因就在于此。客观上如果只利用本人职务之便，谋利行为就不能完成，反之，如果只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也不能达到谋利目的，因此必然认定同时利用了本人和他人的职务之便。司法实务中把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作为免证事实对待,根据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认定其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这与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一致，出现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矛盾，但是不能以工作人员不知利用了职务之便作为规避第383条的理由，实务中回避了这一矛盾。如何在理论上化解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可以把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不知”理解为误解，因为刑法并不因为误解而免除刑事责任。因此利用职务之便时便有利用职务之意，利用他人职务之便时也有利用自己和他人职务之意。
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的内涵是什么？即工作人员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权钱交易，将损害自己的廉洁性和公务处理的正常秩序。如何界定工作人员产生了利用职务之便明知的时间？有二种情形：如果请托人直接向工作人员请求，明知就随之产生；如果是向第三人如亲属请求，随第三人向工作人员转达请求时产生。
（六）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
认识到请托人或亲属要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但是工作人员不一定就真正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有二个相反的选择结果：同意或不同意，如果同意，意味着形成了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这种同意既可是明示，也可以是默认。
（七）工作人员对贿赂性质的“明知”。
在客观实际中，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明知”，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与亲属预谋：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在实行共同受贿行为以前，进行了预谋，那么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知道。与请托人亲自约定：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约定，满足请托人的要求，同时为了财物收受的便利，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自己的亲属。亲属告知：起初工作人员不知道请托人行贿的意图和行为，请托人将财物交给工作人员亲属后，在适当时候以适当形式，亲属让工作人员了解了这一情况。请托人告知：请托人事先没有向工作人员打招呼，将财物送给亲属之后，将这一情况在适当时候以适当形式，让工作人员知道。亲眼看见：工作人员与请托人或者自己的亲属没有预谋，在请托人向自己的亲属送交财物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亲眼看见了这一行为。亲耳听说：工作人员与他人交往时，偶然听到请托人向自己的家属送了财物，如请托人与第三人说起，或请托人与自己的亲属说起，或自己的亲属之间说起，或第三人之间说起。惯例行为：在某个具体的请托人行为中，请托人、亲属和第三人没有告知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情况，但是在以前的生活和工作中，形成了一个请托惯例，例如，在第一次托过程中，请托人找到亲属，并送给财物，然后由亲属向工作人员说情，从而办成了事情，今后只要亲属很乐意为某个人办事，就知道亲属得到了好处；或者在第一次请托过程中，请托人先给亲属送交财物，然后去找工作人员办事，并暗示送交财物的行为，从而办成事情；今后只要同一请托人办事，请托人虽然没有暗示，但工作人员知道惯例，从而顺利为请托人办事。  猜测得知：工作人员根据请托人或者自己的亲属的言行举止，结合当时当地的背景以及其他情况，猜测自己的亲属得到了或将得到好处  。偶然发现：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或者前后，偶然发现自己亲属的财产状况发生了变化，经过间接了解，得知是请托人送交的财物。  
（八）工作人员占有贿赂的决意
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财物以后，不一定实施受贿行为，只有具备了下列情形之一，工作人员才形成占有贿赂的决意：使用或者处置贿赂；承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实际地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二、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证明是检察机关很难突破的堡垒
（一）  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特点
因为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亲缘关系，其共同受贿故意有明显的特征：
便利性：由于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空间上，都有沟通的较好条件，达成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比较方便。甚至只通过一次交谈就形成了，二者之间既不要谈条件，也不必借助第三者，更不要借助复杂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是“嘴上功夫”。
简洁性：基于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信用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生活气息的熟悉，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  如果工作人员与亲属有共同受贿的先例，在后继的受贿犯罪中，工作人员和亲属达成新的犯罪故意非常容易，在一个亲属共同受贿案的侦查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你代请托人向你父亲请求时，是否把

收受贿赂的事情告诉了你父亲？答：没有。问：那你父亲为什么愿意为请托人谋利？答：父亲说过，没有送礼的就不要理他！这里，女儿只要请父亲办事，父女之间就达成了受贿的共同故意。而在普通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要经过较长时间和较多环节才能达成，首先犯罪嫌疑人之间要取得犯罪技能的了解，然后在犯罪的目的、手段、时间、地点、犯罪工具、联结方式、具体分工、赃物分配等方面都必须达成一致，才能形成共同故意。
封闭性：按辩证唯物主义的侦查观点，犯罪过程总会留下特定的痕迹，工作人员与亲属再狡猾，也必然会留下共谋的蛛丝蚂迹，这就为证据的获得提供了客观可能。但是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不仅是隐晦的，而且是封闭的。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易及时处理，不至于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
稳定性：基于工作人员与亲属是特殊关系，一旦形成犯罪意图，就能比较稳定地存在，甚至成为一种惯例，配合默契，并不因众多的受贿分子落网而恐惧而放弃。而在普通犯罪中，共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犯罪故意不可能稳定地存在，甚至犯罪集团之间的共同故意也不能达到这一境界。
（二）共同受贿故意很难证明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反贪斗争的强化，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日趋隐蔽，反侦查、反审讯的经验亦愈加丰富，加之犯罪分子收受财物过程中证据的“一对一”特点，致使这类犯罪呈现出立案难、查证难、定罪难的新态势，形成或强化了某些特征：首先是单一性。受贿犯罪相对于其他犯罪，其证据有明显的特殊性，按刑法第42条的标准，一般只有四类：物证如受贿的赃物；书证，如行贿金额的记载、存款单、有价证券、产权证明和消费卡等；证人证言，如第三人的证言；供述和辩解：即请托人、亲属和工作人员的供述和辩解。在证据种类上比一般的七类少得多，这就决定了受贿犯罪比一般犯罪的取证难。从司法实践看，后三类又是四类证据中的主要来源，这三类可归结为言词证据。言词证据的特点是它的无形性，一般不会形成物理意义的证据，取得证据和固定证据相对困难，在所有的犯罪和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是最难得到和判

《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