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

nbsp; 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外部力量的影响，如不当的经济政策  、政府干预等都可能导致波  动；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经济系统内  部的因素。(注：经济周期  可分为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和不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  期。前者如由于政府的经济  政策、个体的预期等所产生的周期，它导因于系统的外部因  素，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  ；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的周期波动不是由外生力量所导致的，  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  所决定的。为此，可以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如分叉理论、  突变理论、混沌理论等，来  揭示周期波动问题。因为仅是静态的、确定性的经济理论，  已经很难揭示经济中出现的  许多突发波动问题。如“黑色星期一”，等等。其实，每次  大规模的波动往往都与一定  的突发事件有关。参见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  法和概念通论》，薛玉炜等  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译者的话。)这两类不同的“  波动观”，不仅直接影响到  具体应对政策的采行，而且也会影响到相关的经济立法。
　　尽管人类的理性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限的，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经济的周　期波动，人们还是力图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的运用，来实现反周期的目标，从而　使那些为反周期而实施的各类经济政策及其周期变化的研究价值也随之增加。即使要研　究“政策周期”和“法律周期”所构成的广义上的“制度周期”，也仍然需要研究经济　周期，因为它是引发制度周期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经济的冷热变化是其内在规律。由于供需总会出现失衡，因而经济运行的“　非均衡”才是常态，相应地，经济的冷热变化规律也就要发生作用。为此，如何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经济患上“重感冒”，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避免发生波及　深广的“流感”，便非常重要。晚近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昭示：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是“非均衡”的，波动总是存在的；在纷繁的波动中，周期性的波动更应关注，因为研　究有规律的周期波动的成因和解决方法，才是更有意义的。对此，弗里德曼、熊彼特、　庇古、杰文斯第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做过研究，(注：对于经济波动的成因，　弗里德曼认为取决于银行货币和信用的扩张与收缩；熊彼特则归因于重要的发明创造的　影响；庇古则认为是人们悲观或乐观的心理预期；杰文斯则认为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　带来的气候周期变化而对农业，并进而对工商业带来了周期波动的影响等。参见前引郑　家亨等著，页184。)其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成因，也有一定的助益。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过程在“时间断面”上的体现，是客观存　在的，但其幅度和频率是可以调控的。(注：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被认为是经济过程中　的两个断面。经济过程以空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运行；以时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波　动。)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影响经济波动的各个要素，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使经济得以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注：郑家亨等著：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　992年版，页74。)为此，在近几十年来，各国尤其注意动用各类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应　的法律制度，来抑制或缓解周期波动，以使其给经济运行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尽管有　些学者怀疑政府调控的效果，但仍有许多学者强调政府在反萧条或反周期方面进行适度　调控的必要性，并认为可以取得缓解周期波动的幅度、缩短萧条时间的“调控收益”。　(注：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4—28。)
　　经济周期的存在，会影响到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飘摇，这不仅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　已有过例证，而且在当代也体现得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大的经济波动　，仅是在1949年以后，就出现了50年代末的“大跃进”与60年代初的“大饥荒”；10年　文革停滞后与其后的整顿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过热与持续整顿、通货膨胀与通货　紧缩等多次大的经济周期波动。(注：对于我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学者的总结　未尽一致。如温铁军认为，中国大陆曾发生过四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四次经济危机的　周期分别是1958年—1968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94年，以及1994—1995年。　参见温铁军：《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http://WWW.macrochina.com.cn,2　001/6/12.，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其他的划分方法。如有的学者认为，自1956年以来，　中国已经发生过9次经济危机，等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周期实际上会直接影　响到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形成。(注：由于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也可将其合称为政治经济周期。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Nordhaus，1975)曾　经作出过重要研究。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命题是：经济活动往往围绕大选日期波动　，政府一般在大选之前寻求有利的经济结果，而不把不利的经济结果拖延到大选之后。　参见杰克逊(P.M.Jackson)主编：《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郭庆旺等译，中国　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页184；以及前引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　通论》，页81—89。)而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对立法的影响，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上体　现得更为明显。同时，经济周期还会直接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周期变化，从而会对宏观调　控法产生影响。美国30年代的宏观调控立法，德国战后的宏观调控立法，中国90年代的　宏观调控立法等，都说明了经济周期、社会周期、政治周期对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的重　要影响。(注：例如，美国在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下，在逐渐接受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　，大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立法，使宏观调控法实质上成为其法律中的一

种重要形态。这是　经济周期的影响的体现。而战后德国由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宏观调控的　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政治周期、经济周期的体现。在90年代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　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变迁，形成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周期，因此，宏观调　控法的立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经济周期和社会周期影响立法的体现。)
　　由于经济周期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都使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和执法　等受到影响，并形成其法制层面的周期变易，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周期以及与此相　联系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是影响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最主要因素，这可以从宏观　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具体体现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
　　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第2页)，从总体上说，体现为宏观调控法在制度形成和调整侧重点上　的周期波动，体现为对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周期波动的逆向调整。具体说来，宏观调控法　的变易周期要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法制环节上可以表现为立法周期、执法周期等　；在制度构建方面可以表现为具体的调控手段、调控目标上的工具周期、目标周期；在　调控状态或效果上可以表现为松紧周期或张驰周期，等等。
　　上述不同类型的周期，都是宏观调控法变易周期的体现，因而其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　关联和具体的互动。例如，针对经济周期而形成的宏观调控法，在立法上必然也会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而其立法周期又会直接带来执法周期；同时，由于立法和执法都会受到　立法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影响，因此，立法周期与执法周期也与其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　变动周期等有关。通常，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周期变动，会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等　方面，从而使立法和执法等也体现为周期变动。
　　上述宏观调控法的各类周期，在我国现实中均有实例体现。例如，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的周期变化来看，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法的调整目标从遏制经济过热向化　解经济过冷的转变，从抑制通货膨胀向消释通货紧缩的转变，相应地，宏观调控法中规　定的调控手段，也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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