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

周期变化。特别是税率、利率、汇率、举债率、价格等主要的　经济杠杆，一直在试图与总体上的调控目标的转变保持一致。例如，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拉动内需，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了预算支出，提高了　举债率，并适时地调低了利率；(注：例如，截止到2002年2月21日，我国已经连续降息　八次，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已经被发挥到了极点。这同美联储的多次降低利息不仅有密　切联系，而且也是对世界性经济周期试图实施外部干预的一种重要体现。同样，国家不　断提高举债率，也试图实现扩大内需，刺激投资的目标。)为了刺激出口，大面积地提　高了出口退税率，同时，为了用好国内和国外的“两个市场”，履行入世承诺，我国还　大幅度地调低了关税税率，(注：从2002年元旦起，我国又开始了在加入WTO以后的降低　关税税率的进程。尽管关税的总水平将逐渐下降，但关税作为税收，其本身所具有的宏　观调控以及相应的反周期的职能，并未消失殆尽。)等等。上述宏观调控措施的变化，　更为具体地体现了我国近年来促进经济由冷转热，推进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注：类　似的宏观调控措施，在号称经济高度自由的美国也大量存在。例如，近些年来，预算、　税率、利率的调控作用凸显，不仅由长期的赤字预算转为年度平衡，而且还出现了大量　的财政赢余，从而为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采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小布什的大规　模减税措施以及格林斯潘的多次调低利率，都是阻止美国经济下滑的重要调控措施。这　些措施都在实质上影响着其宏观调控法的变易。)
　　调整目标的变化，在导致调整手段的变化的同时，也必将进一步带来相应立法和执法　的变化。依据经济法的法理，宏观调控法关乎国计民生和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应　实行“法定原则”，(注：调控法定原则可以作为宏观调控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中　包括上述的预算、税收、货币、计划等领域的多个“法定原则”，这也是宏观调控法的　合法性的基础。但目前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以外，其他各项法定原则的研究还很欠缺。参　见拙文“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并分别　确立具体的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等，(注：通　过人大的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法》的有效实施，以及权力机关的审批权的行使，上述　各项法定原则已基本上或事实上得到了确立。但是，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从而使调整目标和手段的变化，也都将体现在立法上。由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是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做相应的变化，因而在立法上的相应规范或制度的侧重点　上，也必然会体现出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立法上的周期变易。
　　例如，中国大陆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税法框架，是与当时的解决经济过热、抑制通货　膨胀的调整目标相适应的，因而在具体的税法规定中有诸多规范，如关于固定资产、不　动产的购置或买卖等方面的消极的税收规定，都体现了该调整目标。这也是宏观调控法　配置资源职能的体现。而在90年代末的经济过冷、通货紧缩的形势下，税法的一些规范　不得不作出或准备作出相应的调整，如停征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改“生产型增值税”　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等，都是其具体体现。(注：当然，在宏观调控法中所作出的　政策性考虑是多方面的。有时除了经济政策的考虑以外，还有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政　策考虑。例如，在加入WTO以后，本来有许多人认为我国的税制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但　是，国家基于稳定等多方面的考虑，作出了暂时稳定税制的决策，这对于本来要进行税　法变革的一些领域，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增值税的转型问题，也就因此要再延后。　)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预算、国债、税收等的确定和变动，本来都应贯彻“法定原　则”(但法定原则贯彻的不够，恰恰是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因而　其目标和手段的周期变化，都涉及立法问题，并形成立法上的周期，这是需要从一个较　长时段来考察的问题。在现实中，只是由于法定原则贯彻得很不够，行政权过于膨胀，　因而才使人们容易把这些变动等同于行政行为，等同于行政的职能，从而也进一步混淆　了行政法与经济法的区别，这已经影响到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此外，在关注上述具体调控手段的周期变化的同时，还应注意总体上的国家预算、国　家计划领域的周期问题，(注：其实，预算也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计划。此外，即使是通　常所理解的计划，其周期性也更为突出。例如国家的计划，特别是五年计划，里面就有　对经济周期的考虑，同时，在计划中，要把经济的冷热变化包容和体现进去。可参见莫　里斯·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4，17。)这也　是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同时也是经济法领域久已存在但却易被忽视的问题。例　如，年度预算不仅其自身存在周期问题，而且还要体  现出经济本身的周期，特别是“冷  热周期”；同时，还要反映政府为反周期和实现周期  内的预算平衡所做的努力。其实，  在经济学中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发挥反经济周期&n

bsp; 作用的“周期预算理论”，就是为  了应对经济周期问题而提出的。(注：周期预算平衡  理论，被认为是大危机的产物，它  主要强调，政府即要发挥财政手段在反周期方面的作  用，同时也要实现在控制周期波动  情况下的预算平衡。参见王传纶、高培勇著《当代西  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  98年版，页182—183。)由于预算本身涉及到立法和  执法，因而预算的周期变化和调整  ，也体现了政治的周期和经济的周期。此外，与预算  直接相关的国债增减的周期变化，  也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例如，在90年代末，我国政  府本欲逐步实现预算收支的平衡(  注：近些年来，美国、俄罗斯等许多主要国家，都已  经或正在全力推进预算的收支平衡  ，这对于我国的财政管理，当然也会产生影响。基于  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我  国也必须尽快压缩财政赤字，逐步实现预算的平衡。  )但却因1998年大洪水，以及亚洲  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等困扰，而不得不大量增  发国债，这本身就是回应经济波动  的体现。
　　在上述宏观调控法的诸多形态的变易周期中，最易于理解的，可能是调控目标和调控　状态上的“冷热周期”或称“松紧周期”，因为它与经济绩效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　说，宏观调控法所体现的周期，主要是广义上的规制周期，(注：学者对“规制”的理　解不尽相同，可参见拙著《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70—　71；以及拙文“略论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即法律调整　上的介于自由与约束、放松与紧缩的周期。例如，在强调经济自由(如坚持“里根主义　”)时期，是强调减税，放松银根等，反之则可能相反。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　调整。中国也有“双松”或“双紧”的政策组合等提法，力图通过各类政策的“协整”　(Cointegration)，(注：“协整”是20世纪80年代，由Granger提出的处理非平稳时间　序列间长期均衡关系的概念和方法，是经济计量学的前沿领域，对于研究各类经济政策　之间的协调整合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参见王雪标等著《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与协整分析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4。)来应对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但是，调控政　策一经法律化，就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法律的基本框架要“基本稳定”，同时又　要有一定的“应对弹性”，以使调控性规范能够适时适度地作出变化。这样，在“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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