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直面中国文化
各种必要的制度以外，如何改良这种文化“土壤”也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研究。
刑讯逼供为什么禁而不止
强调文化背景并不是拒绝吸收借鉴外国的东西。刑讯逼供在西方是绝对禁止的，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根本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现实中刑讯逼供的情况却不能完全禁止。我们不应当以文化背景不同为由，容忍刑讯逼供的存在。现在司法改革提出了这一问题，但究竟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这种现象呢？光靠教育不行，能否下决心坚决否定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的效力是个关键。目前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一般地说禁止刑讯逼供人们都赞成，但一遇到具体案件，说这个证据是靠刑讯逼供得来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定罪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吧，许多人又“舍不得”，总是说“还是实事求是吧”。现在为什么刑讯逼供禁而不止呢？原因就在于司法实践中仍然在采用这样的证据。如果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一律不作为定案依据，谁还去刑讯逼供？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改革中不仅要考虑如何适应本国的文化背景，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发挥制度对落后文化的矫正作用。
中国真的“重实体、轻程序”吗
我们强调程序公正，但也有的观点认为这太机械了，还是要强调实体公正吧，程序公正毕竟是为实体公正服务的，而且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本来就是重实体、轻程序。虽然，从诉讼制度史上看我国是“重实体、轻程序”，但如果笼统地说我国的文化传统是“重实体、轻程序”我不赞同。众所周知，我国是著名的礼仪之邦。什么叫礼仪？礼仪就是程序，从皇帝登基仪式到百姓的婚丧嫁娶，什么不讲程序？我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重程序的，这方面的例子随处可见。例如老公陪妻子去商场买衣服。转了很长时间还没买上，老公说你自己转吧，我在门口等你，妻子转了半天还没买上，自己回家了，好几天不理老公。怎么回事呢？买衣服是实体，陪着转是程序，在这里妻子是“重程序、轻实体”。众所周知，在诉讼活动中也随时可见当事人、律师特别强调程序问题的情况。例如，有些案件还没有判决，律师或者当事人就找领导反映：“你们某某法官不公正，屁股坐歪了”。你问他：“案件还没有判决，你怎么知道他不公正？”他说：“开庭时对方讲多长时间他都不制止，我只讲了几分钟，他就不让讲了”。他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要求法官中立，追求诉讼地位的平等，追求程序公正。如果现在还笼统地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只强调实体公正不重视程序公正，上述这些现象又如何解释？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应当从多角度审视文化传统。
司法不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目前，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就是司法不公正，但是，导致司法不公正最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法官素质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导致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但是，这没有抓住中国的一个更重要的、更具“特色”的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的东西，许多精华，但也有不好的一面，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官素质不高，在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假如将责质低的法官全部调出法院，让素质高的法学教授、研究员充实到法院来，司法不公的问题能不能马上解决？我看不一定。再说地方保护主义，现在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甚至把“人情案”、“关系案”也说成是地方保护主义。如果说地方保护主义是造成司法不公正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双方当事人都是本地的，案件裁判不公、执行不了又如何解释？而司法实践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纠纷案件以外，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绝大多数都是双方当事人是本地的案件。所以，完全归于地方保护主义讲不通。实际上导致司法不公正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上的原因——“人缘”、“地缘”关系的影响。前面讲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重感情、重人情、重关系。现在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打官司都要找“关系”，尤其是民事案件、“经济案件”、执行案件，这种“找”的量太大，特别是在基层法院。有的法官在当地工作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周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好多案件都有人来找。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在这种“人缘”、“地缘”关系的包围下，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尤其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最起码要求法官中立，当事人地位平等。这种“找”法官的做法本身就是极大的不公正，它严重地违反了诉讼公开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法官中立原则，影响了庭审功能的发挥，使法官容易形成先入为主，也容易产生司法腐败现象，大大地影响了法官的形象和人民法院的地位。而这个问题就是由中国传统文化重朋友、重亲情、重关系的特点导致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司法不公正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了，但应当从多方面入手，逐步解决。如可以进行广泛的、长期的教育，可以提高法官的待遇和地位，使其“高高在上”、“万事不求人”，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对周围环境的依赖。可以建立法官的异地交流制度，使法官与周围环境经常处于陌生状态，中国封建社会就有异地做官的制度。还应当建立比较严格的法官约束机制，对单方面接触当事人的行为予以限制和处理，对到处找“关系”找法官的予以曝光，等等。总之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结语
我们探讨司法改革中文化方面的困难和障碍，并不是说司法改革就无法进行了。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如何解决困难，克服障碍，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推进司法改革。目前司法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既有制度上的原因，更有文化方面的因素，其实寻根问底，制度、体制上的问题也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当然，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是在发展变化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各国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搞司法改革要从多角度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不能只强调其一，而忽视其二。改革过程中新的文化的引入和落后文化的改良是必然的，一些先进司法理念的引进，会对我们传统的文化观念、司法观念等形成冲击，促其变异，最终可能会形成“杂交优势”。司法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是个渐进的过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推进，不可能一下子就来个质的飞跃，这需要全社会持久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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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为什么禁而不止
强调文化背景并不是拒绝吸收借鉴外国的东西。刑讯逼供在西方是绝对禁止的，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根本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现实中刑讯逼供的情况却不能完全禁止。我们不应当以文化背景不同为由，容忍刑讯逼供的存在。现在司法改革提出了这一问题，但究竟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这种现象呢？光靠教育不行，能否下决心坚决否定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的效力是个关键。目前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一般地说禁止刑讯逼供人们都赞成，但一遇到具体案件，说这个证据是靠刑讯逼供得来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定罪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吧，许多人又“舍不得”，总是说“还是实事求是吧”。现在为什么刑讯逼供禁而不止呢？原因就在于司法实践中仍然在采用这样的证据。如果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一律不作为定案依据，谁还去刑讯逼供？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改革中不仅要考虑如何适应本国的文化背景，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发挥制度对落后文化的矫正作用。
中国真的“重实体、轻程序”吗
我们强调程序公正，但也有的观点认为这太机械了，还是要强调实体公正吧，程序公正毕竟是为实体公正服务的，而且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本来就是重实体、轻程序。虽然，从诉讼制度史上看我国是“重实体、轻程序”，但如果笼统地说我国的文化传统是“重实体、轻程序”我不赞同。众所周知，我国是著名的礼仪之邦。什么叫礼仪？礼仪就是程序，从皇帝登基仪式到百姓的婚丧嫁娶，什么不讲程序？我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重程序的，这方面的例子随处可见。例如老公陪妻子去商场买衣服。转了很长时间还没买上，老公说你自己转吧，我在门口等你，妻子转了半天还没买上，自己回家了，好几天不理老公。怎么回事呢？买衣服是实体，陪着转是程序，在这里妻子是“重程序、轻实体”。众所周知，在诉讼活动中也随时可见当事人、律师特别强调程序问题的情况。例如，有些案件还没有判决，律师或者当事人就找领导反映：“你们某某法官不公正，屁股坐歪了”。你问他：“案件还没有判决，你怎么知道他不公正？”他说：“开庭时对方讲多长时间他都不制止，我只讲了几分钟，他就不让讲了”。他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要求法官中立，追求诉讼地位的平等，追求程序公正。如果现在还笼统地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只强调实体公正不重视程序公正，上述这些现象又如何解释？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应当从多角度审视文化传统。
司法不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目前，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就是司法不公正，但是，导致司法不公正最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法官素质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导致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但是，这没有抓住中国的一个更重要的、更具“特色”的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的东西，许多精华，但也有不好的一面，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官素质不高，在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假如将责质低的法官全部调出法院，让素质高的法学教授、研究员充实到法院来，司法不公的问题能不能马上解决？我看不一定。再说地方保护主义，现在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甚至把“人情案”、“关系案”也说成是地方保护主义。如果说地方保护主义是造成司法不公正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双方当事人都是本地的，案件裁判不公、执行不了又如何解释？而司法实践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纠纷案件以外，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绝大多数都是双方当事人是本地的案件。所以，完全归于地方保护主义讲不通。实际上导致司法不公正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上的原因——“人缘”、“地缘”关系的影响。前面讲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重感情、重人情、重关系。现在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打官司都要找“关系”，尤其是民事案件、“经济案件”、执行案件，这种“找”的量太大，特别是在基层法院。有的法官在当地工作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周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好多案件都有人来找。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在这种“人缘”、“地缘”关系的包围下，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尤其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最起码要求法官中立，当事人地位平等。这种“找”法官的做法本身就是极大的不公正，它严重地违反了诉讼公开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法官中立原则，影响了庭审功能的发挥，使法官容易形成先入为主，也容易产生司法腐败现象，大大地影响了法官的形象和人民法院的地位。而这个问题就是由中国传统文化重朋友、重亲情、重关系的特点导致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司法不公正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了，但应当从多方面入手，逐步解决。如可以进行广泛的、长期的教育，可以提高法官的待遇和地位，使其“高高在上”、“万事不求人”，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对周围环境的依赖。可以建立法官的异地交流制度，使法官与周围环境经常处于陌生状态，中国封建社会就有异地做官的制度。还应当建立比较严格的法官约束机制，对单方面接触当事人的行为予以限制和处理，对到处找“关系”找法官的予以曝光，等等。总之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结语
我们探讨司法改革中文化方面的困难和障碍，并不是说司法改革就无法进行了。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如何解决困难，克服障碍，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推进司法改革。目前司法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既有制度上的原因，更有文化方面的因素，其实寻根问底，制度、体制上的问题也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当然，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是在发展变化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各国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搞司法改革要从多角度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不能只强调其一，而忽视其二。改革过程中新的文化的引入和落后文化的改良是必然的，一些先进司法理念的引进，会对我们传统的文化观念、司法观念等形成冲击，促其变异，最终可能会形成“杂交优势”。司法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是个渐进的过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推进，不可能一下子就来个质的飞跃，这需要全社会持久不懈地努力。
《司法改革直面中国文化(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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