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重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

法的未来发展以切实的关怀。
　　理性架构的缺失，使我国商法处于无序发展状态。具体表现为：
　　1.立法的重叠、交叉。商事主体立法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现行企业立法采用双重立法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类企业外延交叉、界限模糊。这种重复与交叉立法不仅大大提高了立法成本，而且也使得法律适用复杂化、法律实施低效化。
　　2.法律之间存在冲突或不协调。以公司法和证券法为例，我国《公司法》第144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公司法所讲的证券交易场所并不是仅指证券交易所，因此，作为规范证券交易行为的证券法应该对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其他场所做出规定。但是，我国《证券法》第五章仅仅规定了证券交易所，而没有相关场外交易的规定，由此导致，虽然公司法似乎对场外交易网开一面，但由于证券法没有相应的场外交易的规定，从而导致任何场外交易都将是非法的结果。再如我国《证券法》第11条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按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但是，证券法这一典型的“引用性规范”在公司法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从而导致引用性规范的落空。
　　3.法律缺位。商法的无序发展，使立法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立法盲区。这种现象在主体立法中非常突出，现有的公司种类及合伙种类均不能满足实践的要求。
　　(二)立法滞后与市场发展的悖反
　　审视我国现行商法，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立法滞后，法律或者与现实需求相脱节，不能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或者不能满足社会动态发展的需求，失去其引导市场的制度功能。造成立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主观方面，由于我国立法受“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保守立法观念的影响，导致立法长期小心翼翼尾随于市场发展之后，立法者形成了一种“经验主义”思维惯性，他们关注过去，迁就习惯力量，而对急剧变动的社会关系往往缺乏应有的分析能力，对未来发展态势更缺乏预见能力，这使得法律的实效自颁行之日起就大打折扣，或者偏居一隅，被人遗忘。典型的事例，如《企业破产法》中的“混和程序”的设计，据统计，在各级法院受理的上万件破产案件中，“混和程序”的适用率几乎为零。再如，《证券法》对国有企业改革中最尖锐、最敏感的国有股、法人股流通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其次，在客观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尚处于转型期，新旧社会关系交替，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且急剧变动，由此导致立法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形成一些融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于一体的“阶段性立法”。有的学者在考察《证券法》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证券法》从本质上讲，乃是一部行政经济之下的《证券法》，具有浓厚的“行政集权”色彩。(注：参见郑少华：《一部“行政集权”的证券法》，《法学》1999年第4期。)最后，对法律缺乏及时清理也是法律滞后的原因之一。
　　诚然，我们承认法律滞后有客观原因，但理性思考使我们发现，两种适应不同经济制度的不同规则并存，必然导致法律调整功能的紊乱，终将迟滞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和顺利发展。
　　(三)规范粗疏与法律实施的冲突
　　法律规范应当是一种明确的、严谨的规则，应当包含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两个要素，从而实现可操作性。假如法律规范过于原则、不确定、不严谨，则可能导致有法难依，最终阻碍法律的实施。
　　由于受立法经验及立法水平限制，加之“宜粗不宜细”立法思路的影响，我国商法普遍存在规范粗疏问题，突出表现有二：一是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例如《公司法》条文中大量使用“主管机关”、“国务院授权部门”、“法定验资机构”、“情节严重”、“较大”、“较小”、“较多”等，但这些机关和部门究竟是哪些?情节严重的基本标准是什么?“较大”、“较小”、“较多”的具体上限、下限又是什么?都没有进一步的规定和说明。再如《证券法》中有关股票发行的条件规定十分原则，证券自营商合法融资渠道、证券交易商的性质地位、企业投资者参与交易等规定也语焉不详。二是“空白条款”过多、过滥。就立法技术而言，空白条款的出现在所难免，其意旨为：在原有法律不变的情况下使法律规定在委任立法中得以完善，以期能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但空白条款极易造成法律的不稳定并影响法律的系统化，因此，对其适用应限定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我国现行商法中充斥着大量的空白条款，在《公司法》中，有待国务院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或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的表达多达16处，(注：参见王文杰：《＜公司法＞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地位及其立法缺陷》，《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秋季号。)这一方面给司法留下了太大的解释空间，另一方面也给法律实施带来困难。
　　三、关于商法重构的思考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尔库·奥尔森曾强调：“制定决定发展”，“一个繁荣的市场不会自动产生，它需要制度支持”。(注：田春生：《从制度角度看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载谈世中等编：《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开放市场，尚处幼稚阶段的我国商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面临一个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抓住机遇，建构一个理性的商法体系及适用的商法制度，是我们参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一)重塑商法品格，实现由“个性”向“共性”的转换
　　市场经济的同构性，决定了商法具有天然的国际性品格，而全球化市场的发展，商法建构的全球化意识，更加凸显了这种品格。在商法领域强调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或“特色”，要确证一国商法的适时性、现代性，就必须实现

由“个性”向“共性”的质的飞跃。就我国商法而言，要实现这种飞跃，途径有二：一是移植，即在主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法律制度，使之成为我国商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纳入，即有选择地纳入国际通行的惯例与规则，将国际规则国内化。
　　对移植与纳入的重要性，在我国法学界早已达成共识。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坐而论道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即在脚下的实践问题。但是在移植与纳入的实践中，我们仍然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防止盲目国际化与西方化。移植与纳入并非简单地照搬制度，它是一个缜密的创制法律的过程，这个过程最核心的环节就是选择，它意味着对下列问题的谨慎考量与理性决断：何种制度代表共性(并非一切西方制度、国际制度都能反映这一点)?何种共性制度能够本土化?移植与纳入的时机如何把握?等等。上述问题如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结局必然陷入“形移神不移”的盲目照搬的泥淖。清末变法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应当加强对西方法律制度、国际法律制度的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加强对国内商法制度的实证分析及国情研究，全面提升理性选择能力，避免出现“拟似现象”与“空转现象”。二是消除实践的惰性。如果说，移植和纳入主要依赖立法者的选择和努力的话，那么对“移植与纳入”法律的实践，则依赖各方面的合力，包括行政、司法与商人的共同实践。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这股合力还很难迅速生成。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创制一种“良法”，更重要的是使“良法”被信奉并遵行，这有赖下列条件的成就：商法意识的提升，守法观念的增强，用法习惯的形成。
　　(二)重构商法规范，实现由“规范无力”向“规范有效”的转换
　　博登海默曾指出：“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是这样一些法律制度，他们的特征是将僵硬性与与灵活性予以某种具体的、反论的结合，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将稳固的连续性的效能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具有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注：[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显而易见，我国商法还未能达到博登海默所描述的状态。如前所述，我国的商法规范还十分粗疏，同时带有浅尝辄止的特征，而对于正在践行法治及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我国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理性、更加确定以及更具弹性化的商法规范。
　　首先，在立法模式选择上，应注重超前立法的运用，强化商法的理性表达。就立法模式而言，立法者有三种选择，即滞后立法、同步立法与超前立法。三种立法模式在实质上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应用得当，均能实现法律效益最大化。对其区别可从不同角度认识，就其表达

《商法重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