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的内容，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这通常被称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是指后者。司法审查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一国法院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审查，救济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基本原则，系统的、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随着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而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状况，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行政诉讼法还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及其他提起诉讼的条件。我们在判断反倾销行为是否应当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司法审查法典即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一）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根据WTO  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一国的反倾销主管行政机关接到国内产业的申请后，应当对外国进口产品进行调查，确定国内产业的损害程度，并决定是否对外国产业采取反倾销措施。反倾销的调查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裁决等。主管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一般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反倾销申请。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  反倾销申请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的产量不足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全部生产量的25％的，则调查不应发起”。二是中止或者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主管行政机关在调查开始后，  一旦确认没有充分的倾销或者损害证据以证明有理由继续对案件进行调查的，应当驳回申请，并尽速终止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  主管行政机关在调查的基础上可以作出肯定或者否定有关倾销或者损害的初步行政裁决。在初步裁决的基础上，主管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和价格承诺措施。最终行政裁决则是指主管行政机关最终确认进口产品倾销并造成损害而作出征收反倾销税的裁决。这三种行为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
　　（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WTO  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反倾销行为一般涉及两个主体，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国内产业或者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在特定条件下，诉讼主体还可能是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第三国企业。通常请求司法审查的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WTO  反倾销协议规定当事人可以寻求司法审查，对于保障当事人特别是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当事人的利益，防止反倾销行政当局滥用权力十分重要，这是国际反倾销立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在我国，允许进口国产业拥有诉讼主体资格，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由于WTO反倾销协议属于国际条约，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  主要适用于出口国寻求司法救济的程序。国内产业对反倾销主管行政机关不调查、中止调查或者终止调查的决定不服，则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寻求司法救济。
　　当然，反倾销行为还可能涉及其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这些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WTO  反倾销协议第六条第11款规定，“本协议所称‘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应包括：（a）受调查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或产品的进口商，或其大多数成员是该产品的生产者、出口商或进口商的商会或同业公会。（b  ）出口国成员政府。（c）进口成员的同类产品的生产商，  或者其成员的大多数是进口成员地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商会和同业公会。除上述列举的名单之外，这个名单并不排除将国内或国外的当事人包括在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之列。”WTO反倾销协议规定的反倾销行为的利害关系人，  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基本一致，只是出口国成员政府是否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排斥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国内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是常有的。WTO  反倾销协议中“出口国成员政府”，在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案件中，代表的是出口国产业的经济利益，因此，也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而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请求进口国法院司法审查。
　　（三）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不存在立法上的障碍。WTO  规则和国内立法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有关WTO  反倾销协议与国内立法关系上，存在同样的冲突与选择的问题。国内立法排除法院行使对反倾销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往往被有的学者作为支持其主张的一个重要理由。我国国务院1997年曾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我国有关主管行政机关可以初步裁定倾销成立和最终裁定倾销成立，“最终裁定倾销存在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征收反倾销税，并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征收反倾销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由海关执行”。例如，2000年8  月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聚酯薄膜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用的就是“最终裁定”的概念。但我们不能据此得出“最终裁定”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审查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WTO反倾销协议用英文final  determination（直译为最终的决定）表述最终行政裁决，但这只是行政程

序中的最终裁决，  WTO反倾销协议还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对反倾销行为可以请求司法审查。
　　《条例》与WTO反倾销协议不同的是，  没有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反倾销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有人据此认为，《条例》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审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法律依据。理由有二。第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八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尽管反倾销行为不包括在第（一）项至第（七）项内，但该款第（八）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不能因为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中没有列举反倾销行为而否定这类行为的可诉性。第二，即使《条例》规定的“最终裁定”不是指行政程序的最终裁定，也不能排除司法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法律规定的。而这里的“法律”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指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作过明确规定。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排除司法审查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决定，若允许行政机关（国务院也是一个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排除司法审查，则不符合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的精神。
　　（四）法院的司法审查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在讨论司法审查的主体的时候，应当明确，WTO反倾销协议规定行政的、  仲裁的机构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的前提是，某个特定国家的法院不具有司法审查权。但是，目前仍有观点认为，在中国也应当由独立的行政机构来进行司法审查。这种观点的存在，与我国法院司法审查的权威性和信任度的低下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与法治程度相当的法院的尊严不是通过放弃权力而可以取得的。

《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