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与民事检察监督刍议

家通过特定的机制——法院，以特定的手段——审判，在特定的活动——诉讼中，运用强制手段解决民事纠纷。这种强制性主要表现在民事诉讼的成立以及最后的裁判并不以当事人双方完全自愿或者合意为前提。因此，法院就当事人的纠纷进行裁判，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国家对民事活动的干预，而不能将其归于私法上的行为。不可否认的是，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各种需求，在法律设定的框架内寻求最令当事人满意的解决方法，但不能由此得出“民事诉讼是私法范畴”的结论。
　　六、司法不公与检察监督
　　论及司法不公，法院权威降低的原因时，有人认为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自身存在违法违纪现象：二是错案追究和检察监督误导司法公正；三是执行难，四是新闻媒体报道夸大其词，误导公众；五是败诉后歪曲解释；六是一些律师恶意宣传，歪曲法官形象；七是法院管理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冲突。（注：黄松有：《透视司法不公》，《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20日，第3版。）认为民事检察监督“破坏了法院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从而严重地动摇了公众对法院诉讼公正的信心。”（注：黄松有：《对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9日，第3版。）这种观点过多地强调外界的原因，似乎司法不公是外界恶意宣扬的结果，这显然有失公允，也无益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首先，司法不公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是公众对法院司法活动的一种价值判断。从法官本身的认识角度来看，往往容易得出司法公正的结论，但由于案件的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均在其控制之下，所以法官的评价不具有社会性。司法是否公正依赖于法官以外的外部公众判断，而且由于公正是理想司法的必然结果，公众关注更多的是司法不公正。这里的外部公众包括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者和无直接利害关系者，由于外部公众对司法过程和结果以及对法律的理解存在不同认识，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有误差，有可能与法官本人的认识不尽一致，社会对司法不公的评价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但不能据此认为，公众的判断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公众认为司法不公时，更不能简单地称其为恶意中伤。
　　其次，这种说法颠倒了因与果的关系，如同说“因为有了法律，所以才有了犯罪”一样，是难以成立的。正是由于司法不公的存在，才需要检察机关的监督；正是因为司法不公，才影响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而不是相反。
　　再次，法院裁判的权威性来源于其公正性，而不是强求或者命令就能产生的。有人认为，“建设法治国家，要树立的权威就是司法。要让全社会相信司法是公正的，要树立这种理念。如果宣传的结果让人们觉得司法都不公正了，整个社会都没有是非、价值标准了，人们就会对党、对国家、对前途失去信心。”（注：景汉朝：《走出司法公正的误区》，《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19日，第3版。）笔者同意树立司法权威，关键是如何树立。正如司法不公不是宣传出现的结果一样，宣传也不可能使得众口高呼“司法公正”。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在于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改变法官的形象才是重塑司法权威和公正的必由之道。一个不公正的裁判所能带给人们的只能是伤害与绝望，而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正如学者所言，“在法治国中，法院具有极大的权威，这种权威不只是来自法律，更重要的是来自法院的公正与廉明。如果连作为正义化身的法院也被严重污染，法官也难以做到清廉，司法公正就会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注：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法官必须判定的不仅仅是谁应得什么，还应该判定谁的行为端正，谁履行了公民职责，谁蓄意或因贪婪或浑浑噩噩而忽视了对他人的责任或过分强调自己他人对自己的责任。如果判决不公正，社会就可能使某个成员蒙受一种道德上的伤害，因为这种判决会在某种程度或某个方面给他打上一个违法者的烙印。当无辜者被判定有罪时，这种伤害最为严重，但是倘若一个原告虽有合理要求而被法庭驳回

，或一个被告走出法庭时被强加以不应有的耻辱，那么这种伤害也够大的了。”（注：德沃金著：李常青译，《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而且，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因为法官说什么，法律也就常常变成了什么。”（注：德沃金著：李常青译，《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所以，法官权威的降低造成了法律权威的减弱，允许不公正裁判的存在，恰恰是对法律权威的损害。
　　最后，检察机关对错误的裁判提出抗诉，法院通过再审予以纠正，既重新树立了法院裁决的权威，也重新塑造公众对法律权威的认可，此所谓“不破不立”。司法腐败是国家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必须予以铲除。从民事检察监督的目看，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并非有人认为的那样，“检察院抗诉的目的是，认为法院的裁判有错误，要求法院修改裁判，纠正错误。”（注：黄松有：《对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9日，第3版。）的确，抗诉目前仍然是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监督的确是通过个案的纠错来实现的。但这等于说，检察院是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代表，是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恰恰相反，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监督其终极目的是维护法制的统一。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民事检察监督就是要保证国家的民商法律，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不折不扣地得到实施。维护司法权威，是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司法权威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两个权威缺一不可，否则不可能有健全的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裁判不公问题，纠正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从而恢复或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是通过自己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检察监督权威，最终达到提高和保障国家司法权威的目的。任何通过损害人民法院审判权威来提高检察机关检察监督权威和意图和做法，都会最终损害国家司法权威。
　　从实际情况看，检察院的抗诉案件数量与法院裁判的纠纷数量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以抗诉案件数量最多的1999年为例，全国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含经济案件、知识产权案件、海商海事案件）有506万件之多，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仅有13910件，检察院抗诉案件数量占法院审理案件数量的0.0027%，还不到万分之三。1999年，法院再审民事抗诉案件6970件，其中，改判、调解、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共5767件，占再审总数的82.7%。检察院民事抗诉案件数量之低表明，检察监督远不足以损害法院的权威，同时，法院再审后改变原判决的比例之高表明，检察院抗诉效果良好，也表明法院改正错误判决的决心和力度。可见，民事检察监督有利于促进法院公正裁判，从而坚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综上所述，由于立法的不完善，法院和检察院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并导致实践中的冲突，已经影响了民事检察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行，这一问题亟待解决。有必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之下，法院或者法官不得以立法不完善为借口拒绝监督，检察院或检察官不得以此为由放弃监督。拒绝监督和放弃监督都是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司法改革与民事检察监督刍议(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