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洗钱犯罪的侦查思路及对策
银行的监管。考虑到经济效益的原因，笔者一直怀疑各商业银行（尤其是广布全国的各营业网点）会对存入银行的资金性质进行严格的审查。
目前在央行的反洗钱局组织部署下开展反洗钱侦查工作的机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往往在现实中执行起来并不顺畅。侦查机关还不习惯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机制，在工作中存在着“等”、“靠”的现象。今后除了理顺央行反洗钱局与公安机关的业务关系外，还应加强两者之间经常性、制度性的联系。对于具体负责反洗钱侦查业务的公安机关来说，应在加强防控、打击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上下功夫，争取对“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有目的、有方向、有所侧重地进行侦查讯问，通过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的侦破来收集情报线索、取得证据，实现对洗钱犯罪的一并侦破，切实从根源上解决被“洗”资金性质难以证明的实际困难。同时针对这种洗钱犯罪内外勾结共同犯罪的特点开展侦查工作，适当地在金融机构内部开展情报工作。
2、非金融机构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
笔者这里所说的非金融机构的范围不仅包括带有金融性质的财务公司、典当行、租赁公司，还包括珠宝古董店、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型娱乐饮食公司、地下赌场等。这类机构或组织的共同特点是管理秩序相对混乱，国家对它们的监管力度不够。特别是典当行、珠宝古董店、娱乐饮食场所、地下赌场等更是藏污纳垢，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它们既是消费享受的天堂，更始理想的洗钱犯罪途径和场所。
传统的侦查方法、措施对于这类洗钱犯罪可以达到不错的侦查效果，尤其是在收集洗钱犯罪的线索、证据的过程中，阵地控制、刑嫌调控、情报工作这三项侦查基础业务工作都可展示出巨大的实战威力。犯罪分子通过这种方式洗钱往往会留下账本、票据等可供侦查的书证，但对于这类洗钱由于组织相对松散，我们可本着需要和可能，确保质量、隐蔽保密、严格管理的原则其内部发展特情和工作关系。特别要注意在有关专业人员、知名人士和境外人员中获取深层次、专业性的洗钱犯罪情报。这种“第五纵队”式的侦查措施的使用必须注意纪律和保密，并且对特情也要加强管理约束，否则会使得侦查工作陷入被动。在这些机构中发生的一些反常现象往往可能存在着洗钱犯罪的可能，如某人大量购买保险，不久后便以各种理由进行退保，这便要求我们加强侦查基础业务工作以发现洗钱犯罪的“蛛丝马迹”。
3、“地下钱庄”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
以“地下钱庄”洗钱为代表的其他洗钱方式在我国目前表现的比较突出，笔者在这里只对“地下钱庄”的洗钱犯罪进行分析研究。“地下钱庄”以所谓利率市场化的名义，以较高利率为诱饵吸引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民间闲散资本进入“地下钱庄”的同时，大量的犯罪收益也在通过它达到了存储、兑换、转移等“清洗”的目的。
对于通过“地下钱庄”来洗钱的犯罪行为，由于“地下钱庄”组织严密、分工专业、手续简便等特点，我们的侦查工作遇到的困难很多。往往是查获、捣毁“地下钱庄”之后不能认定其犯罪的性质，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侦查准备工作不够细致。当然，对于地下钱庄我们应首先树立主动出动，及时打击处理的原则，决不使其形成气候。同时坚持打击和防范并重，努力实现打、防、控一体化。但是具体到对洗钱犯罪的侦查来说，跟踪、守候、搜查、追击、堵截等侦查措施对这类洗钱都有一定的效果，但要从根本上做到“人、赃、证”具在，还需要制定专门的侦查部署：保证在秘密的情况下对洗钱家族人员进行跟踪；对其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在必要时使用技侦手段；在“稳、准、快”的前提下将犯罪嫌疑人和涉案资金一举查获。同时，尽快建立与国外反洗钱机构的工作关系，在跨境调查取证、追逃追赃中取得其他国家的支持与配合。
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办法
97年刑法在2001年12月29日修正之后，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从三类（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走私犯罪）增加到四类（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这是应对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合作的应时修改。在我国反洗钱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将近7年来“洗钱罪”的零起诉现状。实践部分反映出来的反洗钱侦查困境主要有立法方面的苛刻要求和侦查部门遇到的社会阻力和压力。如何解决这些实际困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修改立法
为解决洗钱罪立法与反洗钱工作之间的不协调，笔者认为可以对现行刑法做出以下修改。首先，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扩大为一切贪利性犯罪，从根本上解决洗钱资金性质难认定的侦查现状。其次，将极不具可操作性的“明知”二字改为“明知或应知”，或者做出这样的立法解释，甚至可以做出洗钱犯罪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最后，洗钱犯罪的主体应增加其“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同时细化、加重对洗钱犯罪的刑罚规定，以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来遏止洗钱犯罪的猖獗。
（二）、侦查队伍的专门化建设
洗钱犯罪具有高科技化和高度隐蔽化的特点，特别是在对洗钱犯罪的侦查工作中，会涉及到许多普通警察所不熟悉的财会、税务、证券等专业知识。这便需要我们侦查机关建立打击洗钱犯罪的专门队伍，培养、培训打击洗钱犯罪的专业人员。对从事反洗钱侦查的人员
（三）、相关单位协调配合的制度化保证
由于反洗钱工作是一个综合化、系统化的工程，任何一个单位都无法独立对洗钱犯罪实现长期有效的打击、整治。因此，建立侦查机关与金融机构、税务、工商、审计、纪检等党政机关、职能部门的制度化联系显得由为重要。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公安机关“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极不利于经侦部门对洗钱犯罪的依法办案，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相关单位、领导对侦查工作的过问、干涉、阻挠，应尽快考虑建立经侦部门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
（四）、强化洗钱犯罪侦查的追查机制
马加爵杀人案件在全国通缉期间，网上有消息称：两个贪污盗窃信用社巨款潜逃的云南人，因其中一人长得像马加爵而在辽宁省大堡镇落网。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在“两会”期间提出建议：政府应该把外逃贪官的人身资料和犯罪情况，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向国际、国内社会公布，加大对外逃贪官的追惩力度。在考虑侦查成本的前提下，可以在洗钱犯罪的追逃、追赃工作中借鉴以上做法，将这种有赏通缉的侦查措施加以制度化、社会化、长期化。
参考资料：
阮方民 著：《洗钱犯罪的惩治与预防》，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版
高铭暄 主编：《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版
曾斌 主编：《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定罪量刑标准新释新解》法律出版社 2001版
罗秉森 莫关耀 主编：《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教程》警官教育出版社 2000版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8155.html
目前在央行的反洗钱局组织部署下开展反洗钱侦查工作的机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往往在现实中执行起来并不顺畅。侦查机关还不习惯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机制，在工作中存在着“等”、“靠”的现象。今后除了理顺央行反洗钱局与公安机关的业务关系外，还应加强两者之间经常性、制度性的联系。对于具体负责反洗钱侦查业务的公安机关来说，应在加强防控、打击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上下功夫，争取对“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有目的、有方向、有所侧重地进行侦查讯问，通过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的侦破来收集情报线索、取得证据，实现对洗钱犯罪的一并侦破，切实从根源上解决被“洗”资金性质难以证明的实际困难。同时针对这种洗钱犯罪内外勾结共同犯罪的特点开展侦查工作，适当地在金融机构内部开展情报工作。
2、非金融机构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
笔者这里所说的非金融机构的范围不仅包括带有金融性质的财务公司、典当行、租赁公司，还包括珠宝古董店、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型娱乐饮食公司、地下赌场等。这类机构或组织的共同特点是管理秩序相对混乱，国家对它们的监管力度不够。特别是典当行、珠宝古董店、娱乐饮食场所、地下赌场等更是藏污纳垢，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它们既是消费享受的天堂，更始理想的洗钱犯罪途径和场所。
传统的侦查方法、措施对于这类洗钱犯罪可以达到不错的侦查效果，尤其是在收集洗钱犯罪的线索、证据的过程中，阵地控制、刑嫌调控、情报工作这三项侦查基础业务工作都可展示出巨大的实战威力。犯罪分子通过这种方式洗钱往往会留下账本、票据等可供侦查的书证，但对于这类洗钱由于组织相对松散，我们可本着需要和可能，确保质量、隐蔽保密、严格管理的原则其内部发展特情和工作关系。特别要注意在有关专业人员、知名人士和境外人员中获取深层次、专业性的洗钱犯罪情报。这种“第五纵队”式的侦查措施的使用必须注意纪律和保密，并且对特情也要加强管理约束，否则会使得侦查工作陷入被动。在这些机构中发生的一些反常现象往往可能存在着洗钱犯罪的可能，如某人大量购买保险，不久后便以各种理由进行退保，这便要求我们加强侦查基础业务工作以发现洗钱犯罪的“蛛丝马迹”。
3、“地下钱庄”洗钱犯罪的侦查对策
以“地下钱庄”洗钱为代表的其他洗钱方式在我国目前表现的比较突出，笔者在这里只对“地下钱庄”的洗钱犯罪进行分析研究。“地下钱庄”以所谓利率市场化的名义，以较高利率为诱饵吸引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民间闲散资本进入“地下钱庄”的同时，大量的犯罪收益也在通过它达到了存储、兑换、转移等“清洗”的目的。
对于通过“地下钱庄”来洗钱的犯罪行为，由于“地下钱庄”组织严密、分工专业、手续简便等特点，我们的侦查工作遇到的困难很多。往往是查获、捣毁“地下钱庄”之后不能认定其犯罪的性质，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侦查准备工作不够细致。当然，对于地下钱庄我们应首先树立主动出动，及时打击处理的原则，决不使其形成气候。同时坚持打击和防范并重，努力实现打、防、控一体化。但是具体到对洗钱犯罪的侦查来说，跟踪、守候、搜查、追击、堵截等侦查措施对这类洗钱都有一定的效果，但要从根本上做到“人、赃、证”具在，还需要制定专门的侦查部署：保证在秘密的情况下对洗钱家族人员进行跟踪；对其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在必要时使用技侦手段；在“稳、准、快”的前提下将犯罪嫌疑人和涉案资金一举查获。同时，尽快建立与国外反洗钱机构的工作关系，在跨境调查取证、追逃追赃中取得其他国家的支持与配合。
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办法
97年刑法在2001年12月29日修正之后，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从三类（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走私犯罪）增加到四类（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这是应对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合作的应时修改。在我国反洗钱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将近7年来“洗钱罪”的零起诉现状。实践部分反映出来的反洗钱侦查困境主要有立法方面的苛刻要求和侦查部门遇到的社会阻力和压力。如何解决这些实际困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修改立法
为解决洗钱罪立法与反洗钱工作之间的不协调，笔者认为可以对现行刑法做出以下修改。首先，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扩大为一切贪利性犯罪，从根本上解决洗钱资金性质难认定的侦查现状。其次，将极不具可操作性的“明知”二字改为“明知或应知”，或者做出这样的立法解释，甚至可以做出洗钱犯罪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最后，洗钱犯罪的主体应增加其“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同时细化、加重对洗钱犯罪的刑罚规定，以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来遏止洗钱犯罪的猖獗。
（二）、侦查队伍的专门化建设
洗钱犯罪具有高科技化和高度隐蔽化的特点，特别是在对洗钱犯罪的侦查工作中，会涉及到许多普通警察所不熟悉的财会、税务、证券等专业知识。这便需要我们侦查机关建立打击洗钱犯罪的专门队伍，培养、培训打击洗钱犯罪的专业人员。对从事反洗钱侦查的人员
必须在金融、证券、投资以及计算机等方面进行专门的培训、考核，只有使我们的侦查队伍成为能熟练运用计算机进行金融、证券交易等业务操作、分析、审查的专家，才能在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做到“魔高一长，道高十长”。
（三）、相关单位协调配合的制度化保证
由于反洗钱工作是一个综合化、系统化的工程，任何一个单位都无法独立对洗钱犯罪实现长期有效的打击、整治。因此，建立侦查机关与金融机构、税务、工商、审计、纪检等党政机关、职能部门的制度化联系显得由为重要。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公安机关“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极不利于经侦部门对洗钱犯罪的依法办案，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相关单位、领导对侦查工作的过问、干涉、阻挠，应尽快考虑建立经侦部门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
（四）、强化洗钱犯罪侦查的追查机制
马加爵杀人案件在全国通缉期间，网上有消息称：两个贪污盗窃信用社巨款潜逃的云南人，因其中一人长得像马加爵而在辽宁省大堡镇落网。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在“两会”期间提出建议：政府应该把外逃贪官的人身资料和犯罪情况，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向国际、国内社会公布，加大对外逃贪官的追惩力度。在考虑侦查成本的前提下，可以在洗钱犯罪的追逃、追赃工作中借鉴以上做法，将这种有赏通缉的侦查措施加以制度化、社会化、长期化。
参考资料：
阮方民 著：《洗钱犯罪的惩治与预防》，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版
高铭暄 主编：《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版
曾斌 主编：《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定罪量刑标准新释新解》法律出版社 2001版
罗秉森 莫关耀 主编：《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教程》警官教育出版社 2000版
《论洗钱犯罪的侦查思路及对策(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