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体制研究

着最高法院主动进行的司法解  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因此突破了司法解释的法律规定。（3）司法机关只能根据刑法条文的立法原意进行司法解释，如果突破立法原意，  则关系着对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抽象界定，而犯罪构成的抽象界定只能由刑法立法明确，因此，实际中突破立法原意的司法解释就是对立法权的侵犯。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刑法第236条第2款对于“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其立法精神在于对“保护弱势群体”，其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从条文本身体现出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并非由于疏忽而没有考虑是否  “明知”和“自愿”，因为“明知”有可能使许多罪犯漏网，“自愿”不符合“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突破了刑法条文的立法原意，是不正确的。（4）司法解释直接对刑法进行补充说明，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解释之实。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如何确定问题的批复》直接对刑法第51条进行了补充。
第三，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1）“两高”之间的解释冲突。例如，在对刑法罪名的确定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之间就存在不一致的地方。（2）同一解释主体参与制作的解释之间也存在矛盾。例如，在《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宜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中否定了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但在《关于依法惩处倒卖飞机票犯罪活动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中又赋予了地方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
导致刑法司法解释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1、立法上没有明确规范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例如，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最早确认最高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后见于1979年的《法院组织法》。1981年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确认最高检察院也享有司法解释权，但包括《检察院组织法》在内的其他法律并没有确认，2000年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中则肯定了最高法院的解释权，却否定了最高检察院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权，但在《立法法》中却没有体现。由此可见，对于司法解释的主体问题法律上存在比较模糊，因而产生实际中解释主体的混乱。2、立法机关不能及时行使立法解释权，对于司法解释中存在的“越权”视而不见，不予纠正。3、司法解释的制定缺少监督。虽然《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对制定程序有所规范，但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方面没有约束。4、司法解释的主体没有及时对制定过的司法解释进行有效的清理，所以造成解释上的矛盾。
（三）  刑法学理解释的现状
刑法学理解释就是指由国家宣传机构、社会组织、科研单位或专家学者从学理上对刑法含义所作的解释。〔3〕（P12）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相对，不具有法律效力，也称无效解释。我国的刑法学理解释是在刑法典颁布后才正式出现的，伴随法制建设的进程，学理解释也日益繁荣。目前刑法典释义、刑法教科书、刑法论文、刑法专著等可谓“汗牛充栋”，百家争鸣的气氛十分浓厚。正确的学理解释有助于对刑法规定含义的理解，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都有积极的意义，一些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正是在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学理解释的繁荣还具有低层次、多重复的特点，例如，许多人往往针对一个问题进行较为重复的观点相同的阐述，或者同一个人出现具体观点和基本立场相互矛盾的阐述；成体系的学理解释还为数不多，等等。因而对立法和司法工作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产生足够的影响。
通过以上对当前刑法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整个刑法解释体制领域中：立法解释的地位高但薄弱，司法解释数量多但紊乱，学理解释则呈现低效能的繁荣。因此，现存的是一个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刑法解释体制。

二、  构建良好的刑法解释体制
现代科学证明，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具有特定性能的有机整体。从哲学的角度讲，系统一般具有四个特征：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刑法解释体制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因此，我们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从理论上探讨良好的刑法解释体制如何构建，在实践中努力使其得以实现。刑法解释体制是由刑法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和无法律效力的解释（简称有效解释和无效解释）两个子系统，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三个要素组成，三要素的结构是否合理、各自的质量直接影响到解释体制的性能，因此，构建良好的刑法解释体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整体结构合理化
刑法解释体制的整体结构就是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的组成方式即地位问题。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组成有效解释子系统直接对社会产生法律效力，影响公民自由和人权保障，因此，是刑法解释体制的主体；学理解释虽然不对社会产生法律效力，但是对于宣传法制、提高法律意识，以及完善立法、正确理解、掌握和实施法律，都具有积极意义，对公民自由和人权保障产生无形的间接影响，因而是有效解释的有益辅助系统，是刑法解释体制的必不可少的子系统。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立法是刑事司法的前提基础，刑法立法的质量最终决定着公民的自由和人权保障，刑事司法则直接对公民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保障的实现产生影响。立法解释体现立法质量，司法解释影响司法实践，因此应以立法解释为主导，司法解释为补充。
（二）  要素自身优质化
1、增加刑法立法解释的量，提高刑法立法解释的质

。“法律必须简洁”的法彦说明刑法的规定内容本质上具有相当的概括性、相当的抽象性，那么在立法用语上肯定多处存在不能明确体现立法意图的地方。同时，社会实践的运动变化和立法技术的有限使刑法既适应实践要求又保持相对稳定的任务必然由立法解释来完成，“解释是法律调整机制的必要因素”  因此可以说立法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永远是创造的进程。”  这就要求刑法立法解释达到一定的数量和水平。就我国的现状而言，一是立法解释的数量还远远不够。为此，一方面，立法解释的主体应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针对所发现的需要明确含义的法律术语和新的情况主动进行解释说明；另一方面，根据《立法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对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提出的解释要求及时进行解释说明。二是立法解释应达到一定的水平。“法律不知父母，只知真实”，“法之理乃法之魂”，“对法律的解释，要探求法律本身的真实含义。”〔6〕（P8）为了适应实践的变化、突破立法技术的缺陷，解释主体要在立法原意的基础上探求立法精神进行立法解释。为此，一方面立法者要具备较高的法律修养，另一方面立法者应充分重视学理解释，特别是法学专家的学术成果。正如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所说，当我们要求刑法明确、协调、合理时，应当知道刑法的明确性、协调性、合理性需要立法者与法学者的共同努力.〔7〕(P40)另外，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应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建立一个专门的立法解释机构（应吸收一定数量的著名专家学者）以提供组织保证，这样既能在主观上对立法解释给予足够的重视，又能实际解决立法机关身兼数职、能量有限的矛盾。并且立法解释的形式应该规范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的解释”，这样简单明了，便于查询和指导实践。
2、刑法司法解释合法化、规范化。
首先，司法解释主体明确化。如前文所说，刑事立法对司法解释主体的规定存在矛盾，这是立法的缺陷，因此希望立法机关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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