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对我国目前创设少年法院的几点思考

立与否的关键。” ④
创设少年法院的可行性
一、创设少年法院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热心青少年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在筹建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寻找法律依据。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条——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的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
目前设立少年法院的法律依据相对当年创设少年法庭来说要有力而且充分得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12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年7月1日通过1983年9月2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以下人民法院行使：（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三）最高人民法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9月4日）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指定专人办理。”
4、《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我国于1985年11月29日批准加入）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2001年3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意见》中指出：“因特殊需要设置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商有关部门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实际上又明确了创设少年法院的审批程序。
二、少年司法制度十几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人才
少年法庭十七年少年刑事审判实践的探索，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总结这些有益经验的成果是制定了适应未成年人特点的“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审判程序法律规定和实体法律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等。有些地方的少年法庭，如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在1991年8月曾经试着建立审理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这种模式当时并没有得到肯定，但却为综合性少年法庭的创设积累了有益经验。许多地方为了解决少年法庭案源不足等矛盾和强化少年刑事审判的专业化，突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划划分少年案件管辖的做法，采取少年案件指定管辖的做法。此举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少年案件审判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同一地区法院之间工作负担的不均，影响公、检、法之间的工作格局等。上海长宁区法院与有关部门合作试验推行的“一卡制”，即用《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剖析及对策跟踪表》把进入少年刑事司法审判次序的未成年人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把他（她）的个人情况，罪前表现、犯罪原因和条件，审教的历程和措施，审判后的处置，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帮困解难等等，列入一卡（表），进行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记录的制度。还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出的“三段两议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三个工作重点”、“四个教育环节”、“四种类型座谈会”等等。这些都是创设少年法院的有益经验。
少年法庭十七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性人才。一大批热心少年司法工作，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和成年人案件审理经验的专业性人才已经形成。譬如如果把目前上海市分散在各少年法庭中从事少年案件审理工作的专门人员集中起来，则正好相当于一个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数。
三、创设少年法院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舆论背景等条件已经具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决定了少年法院能否创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一些地方已经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还有人怀疑少年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的现实性，那么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且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先进的地方完全可以先行设立少年法院，待时机成熟，在予推广。先试点后推广也是我国推行改革的传统做法和成功经验。
在现代社会，社会舆论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少年法院的创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逐渐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的主体。以提高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广度和水平为目的而创设少年法院，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可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说前些年创设少年法院还只是少数专家学者、实际部门工作者的呼吁的话，那么到今天，创设少年法院则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心愿。
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项新制度的诞生，上层领导的态度显得非常重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有关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创设少年法院的工作中，这一条件已经基本具备。2001年6月5日和6日，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并委派一名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副组长参加，在上海市召开的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南五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法官，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部分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五省市少年审判工作研讨会”专门研讨少年法院的创设，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
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也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少年法院的问题，这也

是目前关于少年法院争议的核心和尚需加强研究的问题。综合专家、学者们对未来少年法院模式的主要构想，以下是笔者对未来少年法院的粗略素描：
第一个少年法院首先在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基础较好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首先出现，而后再向全国推广。第一个少年法庭诞生地的上海，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首选城市。
少年法院的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为了解决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的诉讼不便，一种多元的少年司法体制将可能会被采用，即在县、县级市基层人民法院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庭，负责本辖区内少年刑事和少年保护等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设置少年审判庭，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能指导少年审判工作的审判庭。也有专家学者主张少年法院的级别是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在高级人民法院，如此更会加重群众诉讼不便，也不合诉讼经济性原则，因而不为笔者所认同。
少年法院的收案范围是“宽幅型”的，即包括所有少年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传统的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窄幅型”做法将不再会被采用。
少年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将尽量采用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庭审方式，庭审人员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对话式的庭审方式，“寓教于审”。任何可能加重未成年人心理负担、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的做法都应尽量避免。
少年法院将更广泛地与社区教育以及工青团妇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和组织联系，努力建成社区范围的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网络。在这个未成年人维权网络中，少年法院将处于重要的位置。
每一项立法、每一新制度的创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利益均衡的过程，在少年法院的创设过程中有可能损害一些部门的利益。这不仅需要作好协调工作，更需要那些部门利益可能受损的部门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以祖国下一代的利益为重，做出一定的牺牲，理解、扶持少年法院这一新生事物的诞生。有学者主张在少年法庭“成年”之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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